数千大军被20骑八旗前哨击溃:明军战力为何如此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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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10:35:27

  “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这是成长于白山黑水间的满人对屡战屡败的明军所做出的评价,曾经远征大漠犁庭扫穴的明军到了晚期为何变得如此孱弱?

  乞丐一般的军人待遇

  早在满人崛起之前,明军已经走下坡路很久了。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版图,也有着绵长边境线的大国,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都是中原社稷的头号威胁,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进犯,历朝历代都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驻守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这对任何一个王朝都是沉重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身于草根的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元朝的军户制,制定了一个自以为精明,但实际上积弊极深的征兵制度,这就是卫所制,以5600人为一卫,以1120为一所,以112人为一百户,平时屯垦,战时从征。“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通过这样一套“以战养战”的制度,明朝维持了一支多达180万人的军队。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乍一看卫所制似乎是节约了军费开支,可是却不断加速了军事力量的衰落,这项制度随着明朝吏治、财政状况的恶化而逐渐崩坏,屯军的田地被军官侵吞或隐入民田,屯军自身也沦为被军官们呼来喝去,干私活的杂役,明目张胆地遭到明廷、达官贵人们的剥削,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兵的待遇每况愈下,随之而来的则是明军战斗力和士气的直线下降。

  明军月粮从明初的一石米变成了宣德年的六斗米加上严重贬值的宝钞,为了将供养军队的财政压力转嫁到官兵们的头上,户部还在折色银上做文章,每石按惯例折银八九钱到一两,到发放时却只给三、四钱到五、六钱,就连这屈指可数的折色银也会不时拖欠,“近者边储称溃,本色多有逋欠,而折色亦支散不时,至于墩台哨探军人缺粮尤多,死亡几尽”。更有甚者,在发给辽东军士兵的军粮里还掺入了沙子,淘去沙子后,明军士兵们能吃到的就更少了,林林总总的削减和拖欠严重影响了明军士兵的军心士气,此起彼伏的闹饷事件也让明廷头疼不已。

  这种情况就连明廷眼皮子底下的京营也不例外,按编制京营应有官兵12万,却有一半的空额,平时士兵们都是市井商贩忙着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根本没见过刀口舔血的架势。1550年,俺答汗率兵进逼京师,明廷紧急抽调京营兵迎敌,发现士兵全是老弱病残,从没见过血的京营兵听说要上阵厮杀都泣不成声,惧不敢前。

  糜烂的卫所兵至明中后期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明廷只能在卫所兵制的基础上抽调各卫精壮成立团营,组成较为精锐的营兵,卫所兵沦为前者的“后备役”。营兵制毕竟是脱胎于卫所兵的改良版,粮饷不继、老弱混杂、缺额、士气涣散这些卫所兵所有的弊病很快就原封不动的出现在营兵里,变得与卫所兵一样废物。

  也就是说,虽然大明的编制表上空有上百万大军,真正有些许战斗力的,有没有十分之一都够呛,财力窘迫的明廷是在驱使着营养不良的“乞丐兵”上阵杀敌,焉能不败。

  废弛的训练

  兵不练不强,技不练不精,要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熟练掌握军事技能必不可少,但如果练得只是个形式,那就于事无补了。对明军训练走形式主义的问题,戚继光早就批评过了,“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丽,视为戏局套路”,全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招,根本不中用。

  花就花了,多少还算操练了一下,到了中后期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明军,指望他们坚持训练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戚家军在充足的粮饷保证下,能够做到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而对绝大多数明军来说,恐怕一年都操不了一次,如此一来怎能谙熟战阵,熟悉武器的使用?
 


 

  别看明朝火器的牛皮吹得震天响,其实明军十分缺乏能熟练操作火器的士兵,“陛下发佛狼机、神枪等火器于边,而所司不得其用之之人,至有不识无敌手铳、毒飞火炮为何物者…”,“访得往昔陕西边镇各营止有佛郎机等器,每营不上四五十件……不惟造不尽法,抑且教之无素,其会打放者,百无一二”,临阵只会一通乱射,也不知道打中了哪里,“纵临战阵,不过虚张声势,未闻着实打中一虏”。

  熊廷弼在检阅辽东军时连连摇头,许多明军士兵根本拉不开弓,勉强能拉开弓的射程仅有十步,再看鸟铳手,30个人竟只有1人上靶,命中率低的可怜,许多明军鸟铳手给鸟铳装药时两手战战兢兢,半天装不上火药和弹丸,检阅时就已如此慌张,到了精神压力更大的战场,小命早已不保。

  在明朝末年,除了个别几只部队之外,明军步兵因为缺乏训练不谙旗鼓信号,已丧失了野战能力,他们能够完成的任务只是守好墩台和烽火台,处理杂役而已,有那么些许战斗力的只有骑兵了。

  骑兵之所以还能保持战力,是因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领们蓄养的家丁,他们武勇过人,是明军里最精锐敢战的部分,但平时拿着双倍工资不好养活,能养多少家丁全凭各人财力的多寡,曾在万历年间制霸辽东的李成梁据说豢养了7000名家丁,许多囊中羞涩的明军将领只养的起几十个或几百个而已。

  家丁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蒙古人等少数民族战士,“各邊納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巳久。”明朝君臣对这些夷丁的战力评价颇高,如在萨尔浒之战殉国的杜松所部里,最为彪悍的也是夷丁,“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

  在辽东家大业大的吴三桂拥有家丁3000多人,在松锦之战中,明军全军覆没,首先弃营而逃的吴三桂却没受到太多处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战力还保存完整,崇祯皇帝还需要倚仗他的实力以维持辽东的战局,“部下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辄遁。”

  糟糕的组织和纪律

  明朝立国后的一百多年来,唯一的威胁只有被打回老家的蒙古各部了,退回蒙古高原的蒙古军组织能力和战力已直线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蒙古人纯粹是为了抢掠物资而来,不耐苦战,亦不愿旷日持久地攻打明朝要塞,明军常常干掉几个领头羊就能将其击退,和“臭棋篓子”下多了,明朝“九边精锐”的水准也越来越低,捏捏软柿子还勉强凑合,碰到能打硬仗的满人这样的硬茬便立刻原形毕露了。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就把明军在组织纪律方面的诸多缺陷表露无疑。几路大军中西路的杜松军势头最猛,一度将后金军击退,然而为了争夺首级,明军骑兵竞相下马,遭到重整旗鼓的满人反杀。杜松不知道后金军已全师而来轻敌冒进,全军被截断遭到分割包围,杜松军在界凡山上不断施放枪炮拼命抵挡后金军的攻势,后金军以弓箭仰射压制住明军火力,掩护大军驰突而上,顷刻间便冲上山将杜松军全歼。

  接下来是有车营保护的北路马林军,马林军将火器多层次配置,“于宿营的壕沟内下马,排成了四方阵势,立营后即刻又掘了三道壕沟,壕沟的外边排列站立了一层密布的骑兵,在骑兵前方,设立了一排火炮与鸟枪,在骑兵的后边,排列了三排大炮和鸟枪”,但杀伤效果却十分有限,“全不顾尼堪兵施放的枪炮”,营养不良又训练不足的明军士兵只有躲在车营里放枪、放炮才能暂时锁住士气,一旦被满人近身,战斗立刻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马林军也被杀得全军覆没。

  歼灭马林军之后,努尔哈赤深知明军相互之间贪功诿过的弊病,故意派出几个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兵卒向东路军刘铤报讯称杜松军已逼近后金的老窝赫图阿拉,诱骗其孤军深入,刘铤急于抢功不知是计,孤军深入三百里,在阿布达里冈遭到后金军重重包围,经过一番血战后还是全军覆没。

  最可笑的是南路李如柏军,这一路仅遭遇到后金军的前哨20多人,还未交锋便被哨探的螺声吓溃,全军自相践踏,死者千余人。

  在萨尔浒一战中,明军各军之间缺乏组织协调,相互争功,士气低下,缺乏斗志的弱点暴露无遗,努尔哈赤正是完美地抓住了明军的种种积弊才能赢得如此大胜。虽然明朝君臣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无计可施,在之后的战斗中明军还将不断地重复着这些错误,给满人送去源源不断的人头。

  面对懦弱不堪的明军,清太宗皇太极自信满满地宣称,满人以一敌十还能战而胜之,谁能料想曾经“一汉当五胡”的汉人尚武之风到了明朝竟已衰颓至斯,完全丧失了尚武精神,变成了“一胡当十汉”,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源:大风号 史命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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