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多次被贬 为何《宋史》称他“名世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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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3 08:26:39


 

  清平乐 范仲淹

  热播剧《清平乐》中,满朝的文武大臣,如果要评选一位既是君子,又是能臣的人,那第一毫无疑问就是范仲淹。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每个人都钦佩不已。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官,一个君子,却多次被贬呢?

  一、寒门入仕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可想而知他的童年多么艰辛,他“划粥割齑”,因为缺乏食物,把粥干掉之后切成小块,咸菜切碎,分成多顿吃,但范仲淹一点也不觉得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上了进士,之后便长期在各地做官。

  幸运的是,范仲淹赶上了好时代。宋朝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对武将、宦官、外戚都不放心,专用士大夫,有“与士大夫共天下”之美称。因此特别重视科举,读书人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做官,待遇优渥。

  儒家向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因此在宋代,寒门士子对改变他们命运的王朝与皇帝都感恩戴德,对社稷有很高的责任感。范仲淹就曾说过:“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就是说,我儿时不幸,多亏国家提拔了我,我成天想的就是怎么报答国家。他的一生也的确是这样的。

  范仲淹官声极好,在他为母亲守丧完以后,晏殊就请他到应天府书院讲学。范仲淹讲学,大改空疏的学风,而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在儒家经典、礼仪制度、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培养学生。

  范仲淹也帮助提拔了许多读书人,他的学生孙复、张载都成为一代大儒,前者列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后者名列“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

  《宋史》中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正是在应天府执教生涯中,范仲淹反思现实,意识到宋朝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需要一场变革。
 


 

  清平乐 范仲淹

  二、在朝直谏,在边修兵

  范仲淹当谏官的时候,刘太后把持朝政,他就力谏太后归政于仁宗,因此被贬。太后去世后,朝臣们见风使舵,议论刘太后的种种不是。只有范仲淹劝告仁宗,太后对他有10多年养育之恩,而且执政没什么过错,不应该秋后算账。

  当时,吕夷简为相,朝中很多大臣都是吕夷简一手提拔的,范仲淹对此十分不满,于是上百官图,指斥吕夷简徇私情,宰相不当有如此大的权力。

  范仲淹还建议营建洛阳,预防紧急状况。北宋都城四边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是兵家所说的“四战之地”,而洛阳则有山河之险。范仲淹建议太平时在开封,遇战事则居洛阳。可惜吕夷简却说范仲淹是书生之见,给驳回了。而后来的靖康之难就说明,范仲淹是对的。但这时候,他因得罪了吕夷简,又被贬了。

  如果你以为范仲淹是一个激进的人,那就错了,他在战事上恰巧相反。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西夏,挑起对宋的战争。受韩琦的推荐,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前往前线指挥作战。范仲淹与韩琦同任边事,但两人的战略思想截然相反。韩琦年轻气盛,坚决主战,而范仲淹则坚定反战。范仲淹的反战并不是怯战,而是厌战。

  范仲淹希望平时加强武备、选用战将、训练士兵,通过积极的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内部产生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清楚地意识到,数十年无战事的北宋,士兵早就不中用了,而西夏是游牧民族,军队骁勇善战,因此他不建议主动出击,而是修建坚固的堡寨防守。如果敌人进行大规模攻击,再采取反包围和围点打援,尽量放大我方之优势。

  但范仲淹毕竟不是主帅,无法节制全军。韩琦贸然出击,遭遇好水川之败。在与西夏作战时,范仲淹曾多次与李元昊通信,商议和议之事。而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恃胜而骄,出言不逊,范仲淹当着夏使的面把信烧了。大臣们认为范仲淹通敌,而且刻意破坏证据,仁宗虽然明察,但范仲淹还是被贬了。

  三、庆历新政

  范仲淹多年在地方为官、在书院讲学、在边境防守,深刻地意识到大宋王朝存在的危机。比如,北宋除科举之外,还有恩荫、举荐、吏人等选官方法,这些方式选上来的官素质都一般。官员都明哲保身,人浮于事,旷职废事。

  再比如,宋代不让宗室做官,只好好吃好喝地把宗室养起来,而赡养宗室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还将社会上的闲杂人等统统征入军队,光赡养军队每年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4/5,但面对辽、西夏的威胁,军队战斗力却不行。等等等等。
 


 

  清平乐 范仲淹(右)与晏殊

  所以,范仲淹就联合有识之士韩琦、富弼等力陈时弊,请求改革,仁宗也深有感触,决心改革。改革的核心人物就是参知政事范仲淹。

  他提出了十条建议:明黜陟(严明考绩,非有大功大善者不升迁);抑侥幸(减少皇帝恩赐,大臣不得推荐子弟任馆阁要职);精贡举(进士先策论,后诗赋);择长官(地方官由朝廷大臣投票选举);均公田(平均土地);厚农桑(国家制定政策扶持农业);修武备(模仿府兵制,兵农合一);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不是因为改革不好,而且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反对派构陷朋党之名,打击改革派。仁宗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他是宋代换宰相最勤快的皇帝,对朋党之事丝毫不容。这样一来,新政就彻底失败了。实际上,若追究失败的原因,朋党之争只是表象,宋代的祖宗之法太过强大,官员习惯了因循守旧,这才是根本原因。

  文史君说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被贬到邓州,应好友滕子京的邀请,他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范仲淹的即兴创作,而是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相比满朝庸官,范仲淹谋求改变。他一生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从不谋求私利。就在弥留之际,他还向仁宗上《遗表》,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求皇帝恩泽子孙,而是请求皇帝“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

  《宋史》中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历史最终给了他公正的评判。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来源: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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