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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扩张路线图
时间:2013-05-07 10:29:47  作者:孙荣飞  阅读:   字体大小[ ]
核心内容:在大陆长期政治排序中,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都可通过集体企业家的轨迹而前瞻一二。

  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发展波澜中,张瑞敏引领的海尔与陶建幸的春兰集团,成为一时的典范,张瑞敏与陶建幸也随之被吸纳到政治体制内。

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地方党政副职、全国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越是后面的头衔,携带的“政治勉励”信号越浓,企业家入选的几率也越小。这个政治阶梯成了大陆民营企业家身份追求的指示路牌。

 
  民营企业家从政三部曲
 
  工商联成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升迁的传统三阶段。
 
  私企及行业协会是法定民间机构。工商联则算是一个半政治化的机构,被视为连接私营部门和政府间的桥梁。根据其网站显示,截至2010年底,工商联已经拥有271万 民营企业成员。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工商联在政协中组成了一个“界别”,它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和一些为工商联工作的党政干部组成。因此,它在提名各级 政协候选人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民营企业主被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党的地方机关经常会向工商联咨询,而工商联也倾向于推荐自己的成员。可以说,工商联系统 是鉴定企业主政治可靠度的第一关。
 
  民营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肇始于中央2001年12号文件,根据该文件,在重庆、浙江、贵州进行民营企业家办会的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这个职务,参照党政,算是省级干部序列。
 
  工商联毕竟是桥梁,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希望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战场。全国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发现,51.1%的大陆民营企业主担任了各级这两类职务。
 
  而 期间,民营企业家的工商联成员身份显著增加了当选为“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人大或政协代表的可能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吕鹏统计分 析,在“县乡镇级人大”、“地级及以上人大”、“县乡镇级政协”、“地级及以上政协”四个级别上,增加当选的可能性分别增长了3.3,3.8,11.0和4.1倍。
 
  显然,挤进政协委员比进人大代表容易得多。2002-2004年间,广州、洛阳、盘锦、重庆等各地都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当选地市政协副主席的现象。
 
  2002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登上其生涯巅峰。此前,尹明善20岁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狱21年。
 
  紧随尹明善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因为浙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试验田,此事迅速被提炼成“徐冠巨现象”。
 
  在大陆制度设计上,人大的地位要比政协略高。在很多地方,各级人大的领导同时也是该行政区域的最高领导人(党委书记),而各个级别的政协主席则往往来自于在党委中排名第三第四的领导,甚至还不是常委。
 
  对于民营企业主来说,人大代表是一个比政协委员更为荣耀的称号,而事实上前者的大门对民营资本家敞开得也更加缓慢和谨慎。民营企业家刘永好早在1998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民营企业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更不要说提拔成为省一级的人大副主任。据公开媒体报道,2008年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和北京现任国美董事长张大中开创了历史,作为民营企业家被选为省级人大常委,这几乎比民营企业家成为省级政协常委晚了15年。
 
  不过,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民营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
 
  有党政实职的民营企业家
 
  由于人大和政协在权力序列中属于边缘,私营企业家涌进人大和政协任职,在体制内并没引起多大反弹。
 
  邓小平南巡后,为鼓励私营企业多纳税,地方政府开始以官职论功行赏。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600万元(在2001年前标准是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位。之后,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在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个体户张立栋当上县法院副院长。
 
  吉林省江源县从1993年也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十年中,先后有25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1993年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12月,出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2002年起任中共十六大党代表。
 
  对于企业主担任党政领导风潮,2000年3月中组部和统战部联合下发文件,对根据投资多少和利税贡献大小确定任职级别高低的情况予以纠正,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
 
  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却步。2002年,安徽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因纳税多兼职副县长。2003年6月1日,江苏省连云港榆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宋世敏当选为赣榆县副县长。半个月后,四川武胜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聘任万千饲料厂总经理王德根为武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聘期从2003年6月至2007年12月),专门负责生猪生产。
 
  上海则为民营企业家打开了市政府委办局的大门。2003年,亿唐公司董事长唐海松出任上海徐汇区外经贸委副主任。同年,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正式任命为市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成为上海市第一位来自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副局级干部。
 
  2004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联合出台二号文件,勒令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两者留一,不可兼任。在作为政治模范省市的上海,唐海松很快免去公职,而乔志刚辞去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私职。
 
  在政商风向调整上,中共走过了给予民企名誉头衔,到授予行政职务,再回到政治参与红线内的一条弧线。
 
  不过,全国工商联2008年(第九次全国数据未出)实际调查显示,全国仍有205名民营企业主进入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担任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的有61人。

  增长的党代表
 
  在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党代表含金量最高。跻身5位女性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陈爱莲坦率地说,“我以前也得过很多荣誉,但我觉得全国党代表是最高荣誉。”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眼中,党代表意味着与权力核心更近了一步,与政治关系更稳固。
 
  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代表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
 
  1988年,鲁冠球当选十三大党代表时,是社办企业杭州万向节厂的厂长。李登海入选十四大代表是以“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身份,当2005年创办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李登海以成功企业家的分量再次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十五大全国党代表中有现为森达集团董事长的朱相桂与湖南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子敬,但当时他俩所在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
 
  等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民营企业家正式成为全国党代表,并有7名 之多。其中,江苏省是民营企业家全国党代表最多的省份,包括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综艺集团的昝圣达等四人 入选。此外三人是,重庆南方集团的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和台州飞跃集团邱继宝。省际的名额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在特定时段的超强影响力 和江苏省的政治地位。
 
  5年过后,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阵容扩大到17个,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观察这些民企党代表,成功入选背后,都无例外地将企业党建视为表达政治忠诚度的平台。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局主席方敏堪称模范。1993年,新疆广汇集团成立了全疆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方敏带着“立志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的理由,辞去大型国企党委书记。凭借旧有的组织通道和人际信任,方敏很快将广汇党支部由1个变成141个,由13名党员发展为4398名党员。
 
  鉴于红色是中共的符号,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还别出心裁,要求公司将红色作为主色调,并且无论出席何种场合,她的红色着装格外显眼。
 
  强 大的语言系统切换能力也是这些民企党代表的成功元素。十七大党代表的“钢铁大王”沈文荣这样将财富融入红色逻辑中:“现在我们拥有财富,但不要以为这些财 富就是我们自己享受的。财富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最终还是国家的。”
 
  这种暧昧的财富辩证法,同样发生在中央候补委员热门人物梁稳根身上。他在三一重工一次内部讲话中称:“赚10万的时候,资产是个人的;赚100亿时,这个资产就是国家的。”
 
  先行一步的集体企业家
 
  在大陆长期政治排序中,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都可通过集体企业家的轨迹而前瞻一二。
 
  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发展波澜中,张瑞敏引领的海尔与陶建幸的春兰集团,成为一时的典范,张瑞敏与陶建幸也随之被吸纳到政治体制内。
 
  2002年,正是中国入世后面临外企压力的时刻。而彼时,张瑞敏和他的海尔被作为民族工业的旗帜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激励,在该年10月,张瑞敏入选十六大大会主席团。十六大开幕式一结束时,张瑞敏显得极为激动,说:“这种肯定不仅仅是对海尔,而是代表着一种方向,是对所有民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拼搏创新精神的肯定。”十六大最后一天,张瑞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舆论称张瑞敏是中国集体企业老总中唯一一位候补中委。实际上,与张瑞敏一同当选的陶建幸也是来自集体企业。在春兰股份公司多年的年报中,均写道:控股股东春兰集团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但不幸的是,春兰集团在政治管道上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国有企业。结果,在2001年前后春兰准备改制时,遭遇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的高层压力和部委调查。改制夭折后的春兰逐年走下坡路,最后股市停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到十七大时,只是一个普通党代表。而张瑞敏在十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海尔与春兰的悬殊分化,显示非国有的企业家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从政。梁稳根若如愿候补中央委员,挑战依旧。
 
  (实习生刘鑫对本文亦有特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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