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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涉罪事件密集曝光
时间:2014-03-06 08:57:20  作者:  阅读:   字体大小[ ]
核心内容: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可透视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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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年2月20日,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通报: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刘维(曾用名刘勇)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经营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21项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图为抓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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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开篇]广汉启示录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某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会来。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破坏选举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近年来多地曝光了类似的贿选案。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胡雪岩、杜月笙、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主席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他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

[延伸]袍哥旧事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山东多响马,四川多袍哥,自古皆然。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表叔。俞培伦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在我看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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