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是贫困县聚集的大省，在这个2018年才摘掉贫困县帽子的皖北地区，不到半天时间，车里就装满了十几位“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去县城看病的五保户和贫困户。
“村霸”是对农村一些流氓黑恶势力的通俗叫法。长时间以来，“村霸”通过贿选、恐吓等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村官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存在于基层的村干部，背后却藏匿着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村支书攫取利益高达5.8亿元;有的村支书当着民警面欲将他人活埋……
王铂生的遭遇，堪称广州版的“我不是药神”案，但他觉得自己要比电影主人公“程勇”更干净，他联系抗癌药品的目的不是牟利，而是同为病患家属向更多同病相怜的家庭伸出援手。与电影剧情相同的是，他因国外药厂“维权”而受到牵连，他联系的真药也曾一度被认定为“假药”。
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在中国，成人抑郁症经过近些年的普及，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但未成年人特别是年龄较小儿童可能受精神情绪问题的困扰，需要专科医生的诊断、治疗和心理干预，对于许多成人来说都还是盲区。
1993年出生的刘月，成长经历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城乡流动的大势，孩童时代父亲外出打工，母亲一人陪伴在身边。如今，刘月已长大成人，她的女儿田野正在重复她儿时的留守生活。
最近几天，何良都不敢出门，“因为他是我大哥，怕人家在背后说我。”不仅何良，就连家中已经外嫁的姐姐最近都不敢见人了，“我们家里都蒙羞啊，我们整个村都跟着蒙羞啊！”
8月26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要针对包括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内的全体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建立完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共济保障机制，支付比例为50%起步，并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
从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到医改专家，再到媒体舆论，看起来都在拥护“强基层”、“分级诊疗”，这两个词也是近10年来医改领域最时髦的词汇，但大医院们还是抓住了每次危机与改革的时间窗口，瓜分了大部分的政策红利，抽干了基层的医疗资源。
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独山县人口36万，年财政收入不过10亿元，但却欠下了400亿元债务。作为一个贫困县，要杀出重围，扭转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不利局面，需要如何发展呢？
近日，在重庆、广州接连发生两起儿童安全事故，造成10名儿童身亡。溺水事故高发季，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孩子?还有哪些安全隐患需要提高警惕?儿童安全教育又该如何落实?
姚玉祥曾是南京一家期货公司的业务经理，创立至道学宫后，从个人发表文章，到开始公司化运作，至道学宫积累了大批粉丝，也获得了不少经济收益；随着其生意版图不断扩大，姚玉祥曾试图发展线下活动，创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4月16日，一名新手妈妈购买婴儿睡眠课程后，按照机构指导让自己3个月大的女婴训练“趴睡”，孩子母亲通过房间外监控看到孩子挣扎哭闹，曾在课程群里反映，群友表示老师建议不干预。大约1小时后，这名妈妈发现孩子流鼻血、嘴唇变紫、没有呼吸。
从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可能是唯一受过性侵的人之后，我仿佛拥有了某种特殊视角，渐渐发现光我的身边，就有5个被严重性侵过的孩子，几乎可以构成一个样本齐全的受害者生态群了。那些我以为跟我一样毫无异状的朋友中，在童年时代受过伤害的比比皆是。
以杜勇为首的犯罪团伙，从一开始就盯准了像孙志东这样的“拆二代”。他们通过到拆迁小区游荡打听、熟人介绍等方式，找准因拆迁暴富的目标，引诱他们参与赌博，一步步诱使他们慢慢进入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西昌森林火灾中遇险的宁南防火队于去年成立，由村子的民兵队“转化”而来。这不是份高薪酬的工作，且每年只在火灾高发期工作6个月。为了维持生计，很多队员都有着自己的“事业”，脱下防火服，他们修摩托车，卖豆腐干，开农家乐，开羊肉粉店……
感谢您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