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家暴五十年:一起杀夫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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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8 09:58:03

  近日,前媒体人马金瑜自述被家暴的经历引发众议。

  本文讲述的是另一个关于家暴的悲剧。在暴力中生活了五十余年的韩月(化名),曾多次向家人、村人求救,向警方报案,但外界支持一次次失灵。最终,她在绝望中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韩月的故事或许提供了一种审视家暴问题的视角——遭遇家暴的女性,为什么无法逃离?

  父亲死后的头七,张尔辉站在老屋门前,摆了个火盆,把家里能找到的合照一张张撕了,烧了。留下的相片是残缺的:相框里父亲的影像被扒了下来,底纸上只留下泛黄的水渍;自己的结婚照,大家伙都开心地笑着,也撕了,剩母亲的一半,当中一条歪歪斜斜的裂缝。
 


 

  韩月去县城翻印的彩色照片,张尔辉撕了父亲的那半。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翻拍

  父亲是被母亲杀死的。判决书记录了当时的过程:2019年12月21日晚上,黑龙江省嫩江市联兴村的一间砖房里,66岁的韩月一直没能入睡,和往常一样,丈夫张建德对她殴打、谩骂、威胁,约5个小时。

  凌晨4点,趁丈夫睡熟,她拿出家里的大擀面杖,往他的脑袋击打而去。她把血迹擦了,给丈夫换下衣服,又把衣物和大擀面杖、一根小擀面杖扔进了炕洞。

  嫩江市人民法院在2020年10月26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韩月有期徒刑五年,并认定韩月为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

  张尔辉走进屋子那一刻,只瞅了父亲的遗体一眼,就赶紧去看母亲。这之前,她被父亲家暴了50多年。

  姑娘

  照片上的韩月长着一张圆脸,一头短发,矮个子。她爱笑,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神真挚。1958年(身份证上为1954年,实为1958年),她出生于大庆市肇源县茂兴镇的一个村子里。
 


 

  年轻时的韩月。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翻拍

  韩月的妹妹韩梅说,他们总共姊妹7个,韩月是老大,父亲当了二十多年生产队队长,母亲长年在家种苞米高粱。在屯子,“姑娘供不供都没什么,都是供小子”,韩月一天学没上,很小就帮着母亲做饭,照顾弟妹。

  她也有孩子气的一面。韩梅眼里,姐姐性子开朗,爱美,别人都不敢穿的黄色绸子,她偷拿了母亲的钱去买;夜晚,她会把裤子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着,早上拿出来有一条笔直的印子,“好看啊”,58岁的韩梅回忆起姐俩年少的事,笑意化到皱纹里。

  村子不大,隔壁生产队有个叫张建德的,比韩月大5岁,韩月跟他妹妹一块玩,老去他家串门。张家父母也是农民,8个孩子中张建德排行老二,身板瘦,长得漂亮,走道有点罗圈腿,读了三年书不爱念了,就好耍钱(赌博),张建德的妹妹张建芳回忆。

  两人处了对象,韩家不同意。韩梅记得,父亲觉得张家条件不好,张建德又不走正道。为此父亲也打骂过姐姐,但韩月“主意正,固执”。一天,张建德迈过韩家的土墙头,拿着镰刀,“在门口要杀要砍”,扬言要把韩月领走。最后,韩月离开了家,父亲气得好几天没有说话。
 


 

  张建德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翻拍

  人们再次见到韩月,是在距离肇源县500公里开外的嫩江县(2019年设为县级嫩江市)联兴村。

  几位联兴村村民回忆多年后韩月唠起这段关系的起点,是因为张建德曾在生产队同一个上海知青处对象,但被韩父阻止,为报复韩家,他开始追求韩月。当韩月谈到这些时,“孩子都挺大了。”

  但村民孙秀华记得韩月刚来联兴时的样子,蹦蹦跶跶,“像个小孩呢”,她和张建德租的房子环境破败,几个砖头架上板子就是床了,家具只有一些饭碗,叠得整整齐齐,都是韩月干的活。

  1973年,韩月在联兴村上了户口。第二年,她生了个小子张尔蓉。当时她16岁。

  有了孩子,这个年轻的姑娘卖力地挣钱。除了在生产队挣工分,她开始卖冰棍。从厂里批发一根两分,卖五分。啥都要省钱,白天穿的衣服,晚上洗了放炕上风干,第二天再穿;买便宜的挂面,不舍得放油,长毛都吃,“你说她虎不虎?”韩梅笑着说。

  1982年冬天,韩月的第二个儿子张尔辉出生,生完第二天,张建德就不知道去了哪里。韩梅去姐姐屋里伺候月子,韩月住在透风的矮草房里,晚上披着被褥,起来给孩子喂奶。

  后来,她抡起粉皮,这活计干了20多年。一张粉皮八毛钱,从一个月三四百挣到一两千,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和孩子的学费。一开始抡不熟练,每天凌晨起床,打着电灯,手上烫一个个水泡,满头大汗。这不是个容易的活,粉面子(淀粉)没用水泡透,就会变成杠杠的疙瘩坨子,得用手一点点抓。抡好七八十张,把粉皮放在自行车后头的大塑料桶里,推去市场叫卖,有时还卖玉米大碴子粥。

  “一点一点干”,韩月跟韩梅说。

  虽然生活艰苦,大儿子张尔蓉怀念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时光,“可高兴了。”兄弟俩能吃上冰棍化了的糖水,就觉得满足。每年过年,韩月给他们买新衣服,8块、10块一件,从不抠搜;她拿白灰刷墙,屋里就白了,亮了。想到这些,今年47岁的他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但父亲张建德是日子里的洞。在联兴的生产队,张建德很少干活,村民刘富贵说,一到冬天的农闲时,他就出去赌博,玩扑克、推牌九,在联兴、坐火车到嫩江、到更远的外地。过年时出现在家门口,那意味着他输得精光,或者赌局没了。几位村民回忆,大约在1983年,张建德曾因赌博被判刑一年半。张尔蓉记得,父亲输钱了还不上,就管母亲要;赢了钱,韩月动一分都不行,“他每次回来都会把钱点一遍。”

  韩家人最初不知道两口子的事,韩月离开娘家后几年,韩梅会收到姐姐拍的电报,张建德执笔,“都往好上写”,韩梅说。直到她看到那些伤痕。

  家暴

  青一块紫一块,腿、后背、前胸、胳膊上都有淤痕。出走四五年后,韩月带着孩子回娘家,背着父母,她拉起衣服给韩梅看,那是张建德赌博输钱后打的。

  后来,韩梅也嫁到了联兴村,亲眼见过许多暴力的现场:“一大嘴巴子呼上去,眼睛淌血水,他还会拿鞋踹她后背。”韩梅在一旁拽张建德,很快被推开。

  这样的打骂很少避开他人。孙秀华头一回见到韩月挨打,是在邻居家碰上正好来借书的韩月,她留韩月一起唠嗑,晚上张建德突然冲进来薅韩月的头发,把她往外拽:“告诉你早点回去,你不早点回去”,路上一脚一脚踢她。

  更多的暴力发生在屋内。通常,张尔蓉放学回家,韩月躺在院子里的地上,口吐白沫,屋里是被张建德砸得稀烂的电视、镜子、暖壶。张尔蓉不哭不闹,只怕母亲昏睡过去。“妈,妈”,他喊她,“你坐起来,咱们回屋”,他把韩月扶到炕上,出门喊大夫,把地上的玻璃碎渣打扫干净。

  年少时,有五六个年头的大年夜,他时刻怀揣着恐惧。饺子包到一半,张建德突然回了家,对韩月一顿打骂,他去拉架就连带着挨打,随后跪罚一小时。整个家陷入死寂,张尔蓉能听到别人家的鞭炮声,热闹又响亮。

  张尔蓉说,他可以逃到邻居家,但弟弟还小,出不来。有一次弟弟抱着父亲的腿,父亲一手扇过去,弟弟瞎得嗷嗷叫,他抱着弟弟哄。

  暴力最初一个月有一两次,没有固定时间,打完了,韩月到儿子屋里睡一夜,张建德在半夜又突然出现在床头,指着头顶骂,他们只好蒙着被子。

  “这么多年,我妈懂得一个道理,她要是不犟嘴,挨削会少一些。我们在中间也不吱声,不然闹得更凶”,张尔蓉抽着烟,平静地说。

  他最喜欢冬天,因为父亲不在家,小朋友会来家擦玻璃球、瓷片,母亲做完饭,就吆喝他们,“吃饭啦!”

  被打后,韩月从未还手,只是流泪,第二天照常抡粉皮,收拾家务,把坏了的家具装上。她性子隐忍,有自己的尊严。张尔蓉印象里,她很少去卫生院,通常在家找个赤脚医生,吃消炎药。胳膊青了,就穿长袖,天热也穿。

  实在撑不下去,韩月回过娘家,韩梅记得的有五六回。姐姐在父母面前说出被家暴的事,想离婚,父亲只是说,“孩子有了,说啥都晚了。”父母留她在家消消气,给她拿吃的和给孩子买衣服的钱。

  韩梅说,韩月当初私奔出来,很多事不好和父母说,她也觉得离婚不光彩。大伙会说,“二婚哪有享福的,本身还有两个小子,连上学带成家,要几万啊。”韩梅觉得,姐姐舍不得孩子,“寻思的就是吃饱饭,孩子长大就好了。”

  韩月父母来过联兴两三次,不顶用。韩月三弟曾在联兴住了两年,把张建德揍了一顿,被张建德提着斧子到处找,三弟躲了一阵后也搬离了。张尔蓉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十来岁时,母亲和父亲提过离婚,父亲威胁,“要是离婚我把你爸你妈都弄死。”

  张建德不喜欢韩月回娘家。一次,她又想逃,在村道上碰到邻居孟庆云,韩月拉下衣领,脖子上一道结了疤的大口子,是两三个月前张建德用剪子豁开的。她悄悄和孟庆云说,让她帮忙藏衣服到龙王庙的地里头,她好拿了到临近的振兴村坐渔船,越过嫩江江面,再走路翻过黑山头,去内蒙古的红彦镇坐火车,一般的客车路线她不敢走。

  “我不走不行了”,韩月说,“你看看他都能整死我。”

  孟庆云没有答应,事后,她不知道那次韩月是不是成功逃走,只记得后来张建德嫂子被打了,炕上的木橱柜被砸了。她过去一问,是韩月把衣服放在嫂子家,张建德来过了。

  因为这事,韩月喝过一回农药。二儿子连跑带颠地到刘富贵家求救,韩月嘴里“扑扑往出喷沫子”,刘富贵赶紧把她背到卫生院洗胃。“那逼得我太没招了”,韩月被救回来后来刘富贵家串门,止不住流泪。

  后来她又继续出现在市场,抡粉皮。一同摆摊的孟庆云听她唠起喝药的事,“她说不死了,这个罪没遭到头,让人打,能死吗?为这个家也得过日子。”

  “不死就得干”,孟庆云记得韩月这么说,这是她30多岁的时候。

  “老张太太”

  活下来的韩月忙着张罗村里人情来往的事,她能干,养了好多年小鸡、狗、猪,在院子里种白菜大萝卜土豆。她是个热心肠,张尔蓉印象里,她去赶集时会帮着外地户出头。和年轻时一样,孙秀华记得,韩月还是好开玩笑,喜欢在树下乘凉聊天,老远就跟人打招呼。这是她尽力保全的日常生活。

  “建德啊”,韩月总是这么叫丈夫,韩梅想不起来姐夫如何称呼姐姐,“就问你姐上哪里去了,问孩子,你妈上哪去了,问邻居,俺家你嫂子上哪去了。”

  人们开始叫她老张太太。

  1980年代,分田到户,韩月和张建德把地租出去,合作社分红,一年有一两万。张尔蓉回忆,1997年,父亲种了两年地,1998年,买了运输车,他和弟弟跑车,去200多里外的矿山里拉煤,韩月和张建德在村里卖煤,一年挣三四万。这两年,冬天张建德没去耍钱,和儿子一起干活。韩梅记得,韩月那时候“一心一意卖煤,过得可有劲了”。

  她到一家一家问,“老弟啊,今天煤买多些,我们给你送过来。”不会写数字,就画正字,用脑袋记数量,回家告诉张尔蓉。

  日子难得平静。2000年和2002年,两个儿子先后结婚,韩月也搬到村里更大的砖房居住。张尔辉回忆里,父亲在屋里搭炕,盖房瓦,整狗圈,他出车时,父亲会嘱咐,“慢点开。”韩月和张建德家里的院子,总是一圈一圈围着凳子,人头热闹,都是来找韩月一起扭秧歌、唱二人转的,张建德有时也和韩月一起主持节目,两人还带孙子孙女,“姐夫对孩子挺好,要啥给啥”,韩梅说。
 


 

  韩月是村里夕阳红文艺队队长,经常去乡里组织活动。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翻拍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仍然有阴影的底色。

  张尔蓉说,母子三人赚的钱,父亲都会收走,只在大年三十给他和弟弟一人一百。张建德没消停两年又开始耍钱,把每年的田地分红也输了。韩梅分析,张建德老了,输得更多,“眼睛看不清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被人家糊弄好几次了。”

  儿子成年后,张建德输了钱就向他们借钱,让他们拿五千、两千,电话不停。要借不到,张建德会上邻居和亲戚家、找儿子的朋友借,还借不到,“就会发泄在母亲身上”,张尔蓉说。

  对于长年的家暴,张尔蓉习惯而麻木,拉完煤回到家,睡在隔壁屋,父亲一骂他就使劲敲墙。

  2004年后,张尔蓉搬去嫩江县城生活,开了一家汽修店。16岁时,他曾去吉林参军、打工,生活了6年,又回到老家,“不愿在这个家待着,当时就是想离开。”从小,他自卑、孤僻,在军营里想家,脑海中只有母亲的样子,没有父亲,印象中,他想不起父亲哪一次对他笑过。

  二儿子张尔辉也曾和父母分开住,提出分家那次,张建德拿着斧子追他,把运输翻斗车的挡风玻璃砸了,“他(张尔辉)好几天不敢回家”,张尔辉媳妇宋小琴记得。

  后来为了省煤,他又和父母一块住,一直留在联兴村,初中肄业的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哈尔滨。“我很想出去工厂打工,但别的啥都不会,我也知道我走不了,我跟我妈呆一起时间是最长的”,张尔辉说,“我们在家,他能轻点。”可他也没法天天目睹暴力,就把运煤的卡车停在道口,在车厢里盖着被褥睡。
 


 

  停在韩月与张建德家门口的运煤卡车,张尔辉有时在车上住一宿。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暴力让整个家庭变得破碎。张尔蓉记得,有一次他媳妇去拉架,张建德扇了她一耳光。宋小琴在家做饭,有一点咸了,也会被公公指着骂。

  让宋小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她的女儿放假回爷奶家,晚上12点,张建德又打了韩月。宋小琴收到女儿的微信,“妈你睡了吗?我特别害怕。”孙女虽然见过家暴的场景,但是那么严重的是第一次。她告诉宋小琴,自己走进后屋,只见奶奶鼻子淌血,嘴里求饶,张建德看孙女进来了,拿一只袜子捂住韩月的鼻子,“你赶紧回屋。”

  宋小琴说,孩子以前跟爷爷感情很深,但后来很少回家。那天晚上,孙女一夜没敢睡觉。

  求助

  去年12月,坐在我对面说起往事,张尔辉陷入懊悔和沉默,他问了好几遍:“会不会把他绑起来揍一顿就好了?”他和哥哥商量过,但害怕父亲变本加厉地打母亲。

  张尔辉为数不多的一次还击发生在2019年夏天。喝完酒11点到家,他听到隔壁的骂声,是父亲在踹母亲。借着酒劲,张尔辉把父亲房的门锁硬拽了下来,他大声说:“你干啥?你天天骂我妈!”

  自从2017年,家暴不断升级,两三天就有一次。韩梅见到一次,韩月正在吃饭,张建德进来说,“你他妈还有心吃饭啊”,伸手就揍。宋小琴也见过,婆婆犯心脏病,公公踢她,“不能死你就起来,别他妈在这装了。”

  这天听闻儿子的话,张建德起身要掐他的脖子,张尔辉一下把父亲摁在炕上。“他咋骂的我妈,我全部骂回去,我说你这辈子啥也不是。”这几句话,张尔辉从小听到大,印在脑海里每个字都清晰。

  张建德抄起地上一把砍刀,张尔辉指着脖子对父亲说:“你砍过来。”最终,张建德撇下了刀。韩月和他都哭了。这天夜里,劝说、争吵,再劝、再吵,家暴的事仍是无解。

  其他时候,张尔辉没有同父亲动过手,“也是爹啊”,说这句话时,他眼神闪烁凄惶。张建芳记得,两个儿子对父亲“可孝敬了”,尤其是尔辉,夏天一看张建德急眼,就买冰激凌给他消火。

  大儿子张尔蓉在2019年报过两次警。4月,母亲来嫩江看他,父亲又打骂母亲,他打了“110”。铁西派出所的几个民警来劝了几句后走了。相隔两个月的又一次家暴,“警察电话里说我们不孝,就把电话扣(挂)了。”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铁西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在去年12月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是轮班制,无法判别是哪一次出警。家庭暴力的案子他们总接,最终都是夫妻双方和解,“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他表示,打人能拘留,“但是你得坚持报案,不告不理。”针对是否出具过家庭暴力告诫书的问题(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家暴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他回复,“不知道,我们没出过。”

  4月那回警察走后,韩月一脸愁容地问张尔蓉,“那咋整啊?”她在年轻时报过警,孟庆云在联兴派出所看见韩月头上淌血,韩月告诉她,这次家暴是因为她管丈夫“搞破鞋”。张尔蓉回忆,当年的派出所所长也进过家门,要求张建德下保证,张建德点了头。“没用”,韩月对儿子说。外部的支持几乎都失去了效力。

  联兴村妇女主任赵桂芬回复《潇湘晨报》,她去张建德家协商了四五次,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后,特意去他家开了宣讲会,走时张建德承诺不打媳妇。她表示,“清官难断家务事,女人是个弱势群体。”

  村主任也来过家里劝说,张尔辉回忆,三年前,村主任换届,“是我的好哥们,管我爸叫大爷,有些话也没法说。”

  张建德打韩月,早已不是联兴村的新鲜事了。屯子不大,冬日的夜里,孙秀华出门拿尿桶,空气安静,她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韩月的叫唤,听一两声就进屋,零下四十度,太冷了。

  多年来,屯子越发没落,人们外出打工,过去歌厅、小楼房满满的,现在中学大楼都空了,曾经见过暴力的不少老邻居搬去了县城居住。

  韩月身边的人越来越少。2000年前后,韩月父母因为脑血栓和肺癌相继逝世。韩梅记得,母亲死的时候,韩月整天没吃没喝,“可伤心了。”

  有时她会找长年住在联兴村的小姑张建芳诉苦。张建芳说,她劝过张建德“别老动手”,“我就吓唬吓唬她不打她”,张建德说。张建芳觉得嫂子“脾气拧”,“不(跟他)吵能干仗嘛。”她更多念起的是张建德的好,他会给自己捎柴火、给母亲买衣服买鞋、常常把炉子烧热乎才让韩月起来,“我哥离不开我嫂子。”

  韩月能做的只有逃跑。她曾和刘富贵唠起一次五六年前的出逃:半夜,她拿着一个小包,在冰封的江面上走了好几公里,想要逃到联兴对面、内蒙古管辖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车站,等天亮再转车回老家。走到一半,又让张建德骑摩托追回来了。

  回去一趟并不容易。韩梅说,最早离得远,没有车票钱,来回一两天,还要在齐齐哈尔逗留,旅店住一晚很贵。在候车室,若是冬天,脚都会被冻住。

  随着年纪渐长,逃离成了一种奢望。韩月曾在2017年跑到嫩江的火车站,遇上一个想领她出去打工的老太太,她最终没上车。张尔蓉推测,可能母亲有点害怕去外地,“现在她不一定明白(怎么坐火车),都刷身份证了,她没有文化,外面没有她落脚的地方。”

  韩月能喘息的时刻,多是在韩梅家里避一避的时候。睡一床,姐俩啥都唠,韩月想念老家的铁锅大饼子炖鱼,她和张建德当初怎么偷跑的……什么年轻的事儿都说出来了,一句话颠来倒去好几遍。韩月问过韩梅:自己闹不明白,岁数大,越知冷知热的,脾气都磨没了,是不是应该好点?

  张尔蓉知道,母亲想要的生活很简单,韩月告诉他,“我的愿望就是你爸不打我,我卖点粉皮挣点钱,没事跳跳舞,等我孙子结婚了,我们俩也差不多了。”
 


 

  韩月在村里跳舞的广场。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控制

  韩月最后一次出逃,是在2019年5月。

  除了打骂,张建德开始控制韩月。在韩月对张尔蓉的倾诉中,张建德不让她卖煤,不允许给儿子往县城拉点蔬菜,他砸了韩月抡粉皮的设备,不让她去广场上跳舞。他成天就干一件事:怀疑韩月和别的男人有鬼,不让她和别的男人说话。

  韩月逃了。张尔辉那次听村民说,母亲在地里被父亲打了,半夜两点,韩月趁丈夫睡着,跑到邻村,找一户没锁门的人家躲了起来。张尔蓉第二天把韩月接走时,她的白眼仁、黑眼仁里全是红血丝,腿一瘸一拐。

  张尔蓉小心翼翼地把母亲藏起来,换了好几个地方。父亲很快找上他家,“整个人疯了似的。”他去朋友的空屋看母亲时要开车绕好几圈,把通话记录都删除,生怕父亲发现。每天到夜里11点,一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的门口,那人就坐在他家对面的药店跟前,是父亲张建德。

  张建德满城寻找韩月。他给韩梅打了23个电话要人,上刘富贵家急促地敲门。他还去了村里很少打交道、更远的刘耀凤家,刘耀凤打开里外屋、车库门、土豆窖,张建德拿着电棒一处处往里瞅。“能找着我就弄死她,我非得杀了她”,刘耀凤听见张建德离开时说。

  躲藏的20多天,韩月一直没有下楼。韩梅去看望,韩月的手直哆嗦,不让妹妹待太久,“怕他(张建德)跟着我过来”,韩梅说。

  张尔蓉回忆,父亲后来不知道怎么确定是自己把母亲藏了起来,他威胁要把张尔蓉店里的玻璃全砸了,无论有没有客人,几个小时地骂,“你现在不交出来我就杀了你”,最后又下保证,“我不打了,一个手指头都不动了。”张尔蓉和父亲长聊了四五个小时,最终妥协了。韩月被带回家的时候说,“儿子,我不想走,我不想走啊。”

  这次出逃后,张建德的控制更为严酷。2019年夏天,韩月来刘富贵家要点小葱,就坐了一会儿,“不回去就完了,驴子又该来驴脾气了”,刘富贵记得韩月走时匆忙地说。孙秀华说,她家老头痴呆,韩月还能上她家多待几分钟,但张建德不一会儿就直接进屋,“回去!”招呼一声,韩月就走。

  韩月要是去大树底下采蘑菇,张建德就开车把她拉回家;韩月在院子里薅草,张建德叫她赶紧进屋,“他走哪我姐都得跟着”,韩梅回忆姐姐说的情形。

  韩月告诉张尔蓉,张建德开始把屋子锁三道门,窗户扳手与挡板的地方用电焊焊死,不让她出去。还有一些更可怕的事——刘耀凤的丈夫徐培军在夏天时去张建德家院子里拿东西,那是早上5点,他看到韩月的腿被铁链子捆着,炕上摆了一排斧子、砍刀,他吓了一跳。韩月告诉他,“你叔昨晚又打我一宿,打累了他睡觉,说,你给我跪着啊,等我睡醒了,我还打”,韩月的眼睛哭得红肿。
 


 

  灶台上放着菜刀、榔头、斧子,另有长刀被警方带走。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韩月当时还和韩梅说,张建德有一个名单,上面有两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韩梅和韩月大婶。他半夜磨刀威胁韩月,敢跑就把名单上的八个人全杀了。

  2019年8月,两个儿子怀疑父亲有“外病”(鬼附身),哄骗张建德到嫩江看大仙、做法事,去过好几回,不管用。12月初,张尔辉和宋小琴兑了村里一家烧烤店,忙活到后半夜,常常住在店里,离开了家。宋小琴忧心韩月,中午拿碗冷面送去,“老爷子就看着俺俩说话,他要监视我们说了啥。”

  有一次回去,张建德上后屋卷旱烟,剩下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宋小琴说,“妈,你逃吧”,韩月哭了,“我没有地方去,他要把你们都杀了,一个都不留……”

  转眼冬天来临,又是张建德耍钱的时节。这一年,他把韩月一起带到嫩江的旅店里住,把张尔辉给的8000块输没了。韩月后来告诉韩梅,那回张建德站在床前要把她掐死,“他再找个老伴儿,还要给他做饭。”

  韩梅能感到,姐姐像变了一个人,原来140多斤,到秋天时,瘦成不到100斤,缩成小小的一团。

  张尔辉也发现了母亲的变化,“她有时候坐着不出声,走神,自言自语。”

  事发后,所有身边的人都在回忆韩月可能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

  韩月最后一次打电话给韩梅,啥也没说,就是哭,哭得撕心裂肺。

  孟庆云最后见到韩月,是有次赶集回家路上,韩月从张尔辉的店里出来招呼她。她看到韩月脸是胖的,韩月说,“这几天都快把我整死了。”天气冷的让人发颤,孟庆云因为要回家看孩子,没说几句就走了。“你不知道她那种心情,见一个熟人就恨不得赶快跟你唠两句”,说到这里,孟庆云红了眼眶。

  事发前三天,张尔辉回父母家里,在屋外装煤,韩月在拉车的地方说,“你爸天天骂我让我出去整钱”,她倾诉,“打完不让我告诉你们”,母亲看上去特别疲惫。

  事发前三天,早上9点,她打给了张尔蓉,一开口说,“儿子啊,咋整啊,我娘家也没人给我接走,也走不出去。”张尔蓉说,“妈,别着急,还有一个多月过年,过完年我回去,看这事咋整。”他们私下商量,要用什么方法把两个老人分开。

  事发前一天,早上9点,她再一次打视频电话给张尔蓉,刚接通,“不行不行,你爸回来了”韩月神色惊恐。下午3点多,接通了又说,“不行不行疯子回来了”,挂了。

  张尔蓉再打过去,没有人接电话了。

  杖杀

  拿起大擀面杖,击中了丈夫的脑袋。这是韩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击。

  判决书记录了案发前的情况:2019年12月21日21时许,张建德以“赌博被判刑韩月未花钱把他抽(保)出来”为由,殴打谩骂韩月直至凌晨2时许,让韩月出去借钱供其赌博,并扬言如借不到钱就将韩月及其儿子、儿媳、孙子都杀死。

  第二天早上8点多,张尔辉接到母亲的语音电话,他走进里屋,父亲仰面躺在炕上,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凹陷进去的伤口,穿着干净的衣服,张尔辉喊了几声,没有应答。

  韩月对儿子说:“我没想打死他,就想打废他,我养活他也行,就别天天作我。”她在屋里来回走,“她怕他醒来”,张尔辉知道母亲的心思。

  他跟大哥打了电话,没有掉眼泪。母亲对着他,把一生的事儿全说出来了,有过去她最难以启齿的,丈夫拿小擀面杖捅她下体。韩月把这根擀面杖,和作案的大擀面杖一起扔到炕洞里,烧成了灰。张尔辉一下受不了,“哇哇哭”,韩月一个劲儿流泪。

  张尔辉清楚地记得,那天母亲的哭是不一样的,过去是默默的哭泣,“呜呜的”,现在是声泪俱下。

  张尔蓉赶到家,将近11点,他看到韩月在院子里收拾东西,把冻的小鸡、鱼、青菜、蘑菇一个个装到丝袋子里,“进屋吧,看看你爸”,韩月说。张尔蓉心里“咯噔”一下,母亲胆小,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淡定。

  “妈你别弄了”,他怕母亲出事。韩月平静地指了指丝袋子,“都弄完了,这是你的,那边靠柱子的,是你弟的。”张尔蓉明白了,母亲是想要留下最后的交待,她认为自己要一命偿一命。

  他们报了案,自首前,韩月抱着媳妇宋小琴说,“这回你们没事了。”她从鞋底拿出600块,交给儿子,说把钱留给孙女。

  最后,她告诉张尔辉,“我在监狱呆着也比在家强,你们不用担心我,我死也比在这强,我死了也别跟他合葬在一起。”

  韩月最终被送往黑河市看守所。事发后十多天,张尔蓉在齐齐哈尔第二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为韩月做了鉴定,结果显示,韩月为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韩月走后,联兴村的冬日寂静。

  为争取韩月轻判,张尔辉挨家找人在联名信上签字,村子里已经没多少人了,但还是集了一百多个签名。这些屯邻和长辈告诉了张尔辉以前他不知道的母亲的事:一次张建德耍钱,把母亲输给了别村的男人,好在被送了回来。怕刺激他,过去他们都没敢说。

  2020年9月,嫩江市人民法院审理该案,韩月没有到现场出庭,韩梅在大屏幕上见到姐姐,韩月戴着脚镣,走道很费劲,剪了寸头,整个人痴呆着,跟木头人一样。韩梅哭得不像样了,“我姐好美好打扮的人。”

  张尔蓉发现母亲的手始终在抖,回答问题,有时说不知道。审判长顾及她的精神状况,说,你这种情况我也不多问你问题了。

  “认不认罪?”“认罪”,韩月答。张尔蓉的心被紧紧揪着疼。

  10月26日,他收到判决书,韩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中写:韩月故意杀害张建德系因不堪忍受张建德长期虐待和家庭暴力引发所致,韩月故意杀人的行为根据《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应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张尔蓉担忧,五年太长了,母亲能不能熬过去?韩月有脑梗,每年开江封江时节必须打针,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下,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天天吃药,还有胰腺炎、胆囊炎、肝硬化,“现在还有精神上的问题。”

  12月,韩月被转移至哈尔滨的女子监狱,她用狱警的手机打电话给张尔辉,“你们放心吧,我去哈尔滨了”。她嘱咐,“那个家,你们哥俩过年还是一起过”,她惦记家里东西,又关心地问起儿子卖了多少煤。张尔辉不断流泪。

  在电话里,韩月又说了一遍那句话,“我不想打死你爸,我就想打残了,我养活他。”

  尾声

  事发后,亲戚来过问的不多,还留在联兴的只有张建芳。去年12月12日,说到哥哥的死,张建芳的脑子“可乱可乱”。她心脏不好,知道张建德的死讯后,昏过去一宿,打了一阵针才缓过来。她也说不清张建德为什么脾气不好,只是印象里,张建德父亲也总骂母亲,脾气老毛躁了,“都随呗。”

  东北人好说“随根”,这是张尔蓉从小最害怕的事。

  他结婚时,韩月在家单独跟他说,“别像你爸一样,别打媳妇”,“不能”,他回答。

  暴力在这个家庭里留下了长久的伤痕。宋小琴说起丈夫张尔辉,她常常了解不透丈夫的心思,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用,都没有用。”

  夫妻俩发生什么矛盾,张尔辉都搁在自己心里,宋小琴理解,“他家的事根本就没解决过,所以他就不会解决事。”女儿也有一次委屈地跟她诉苦,爸爸对她少有语言的问候。

  似乎只有母亲的事才是重要的事。在婚前,张尔辉就跟宋小琴说好,首先要对母亲好,宋小琴能感觉到丈夫对婆婆的亏欠,他老说,“如果没有咱妈的话,这个家还是家吗?”

  有一回,宋小琴在家里因为没看好狗,被张建德指着鼻子骂,她跟丈夫说了这件事,希望得到安慰,张尔辉突然激动:“我爸骂你你为什么不吱声?你为什么不吱声!”

  结婚生女后,张尔辉怕急眼,有一句话能一下把他击垮,“我媳妇和我姑娘,她俩要是说我像我爸,我就完了。”

  事发后半年,张尔辉很少回到父母的家,偶尔经过,身体还会忍不住紧绷。他整日在烧烤店忙活,一天抽好几包烟,总感觉心里有个石头压着,“我没有开心事了。”

  张尔蓉脑袋里一幕幕回想母亲被打、父亲闹的场景。在家里,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一宿一宿睡不着觉。韩梅去他的汽修店看他,“别人问他话,他都不知道说啥,都魔怔了。”

  母亲在监狱里过得好不好?张尔辉总是想,“还得集训学习,不知道睡不睡热炕头。”

  他收起了韩月跳秧歌的衣服、小鼓、音响,包起来存好,等母亲出来的一天。

  “没人打她骂她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尔辉、韩月、张建德、韩梅、张建芳、张尔蓉、宋小琴为化名)

  来源:澎湃新闻 首席记者 黄霁洁 实习生 马婕盈 杨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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