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母乳库:6年仅建25座,受捐者比捐献者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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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0 08:30:04

  “总的来说,母乳库是平稳发展的。”

  刘喜红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下称“广州妇儿”)临床营养科主任,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广州妇儿母乳库的负责人。

  她口中的“平稳发展”包含两层意思:积极一面是全国母乳库数量增至25家;消极一面是这种发展波澜不惊,6年多来母乳库的捐献人数、捐献奶量没什么突破。

  这句话是刘喜红接受记者采访的开场白。镜头前,她穿着平底鞋、白大褂,熟练地摇晃装有淡黄色母乳的奶瓶,重复着母乳喂养的好处和母乳库的重要性。这些话,她不知说过多少次,一批又一批的领导、记者到来,一波又一波喧嚣散去,母乳库依旧平静。

  从2013年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行起算,6年半的时间,中国大陆的母乳库数量仍然只有25家。在刘喜红看来,整个母乳库行业还是一颗种子,刚刚破土而出,尚未茁壮成长,“大家可能都在等待契机。”

  契机或许很快到来。作为中国第一部涉及母乳库的地方法规——《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于10月29日通过,其中规定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设立母乳库,向社会采集母乳,供有需要的早产儿、病重患儿等使用;鼓励有条件的哺乳期妇女向母乳库捐献母乳。

  编号863

  9月16日,生完二胎大约两个月的李佳(化名)第一次到广州妇儿捐献母乳。

  母乳库位于住院部粉红色大楼的5层,但走进一层大厅,看不到任何路线指示牌,就连电梯内的楼层指引也只标出了5层的日间病房、礼堂,未出现“母乳库”。

  走出电梯,左手边的玻璃大门上贴着“此门常闭”。门后不到5步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被分为办公区、接待区、挤奶区、操作区。接待区有两张红色波点布椅,椅子间的圆桌上是两台黄色吸奶器、一箩筐一次性奶瓶和纸巾,椅子上方的宣传板上写着“请和我们一起支持母乳喂养!”

  这就是广州妇儿的母乳库。李佳没想到它这么小,“我以为会是一个仓库”。

  李佳拉上挤奶区的淡蓝色帘子,对乳房清洁后吸出了150ml母乳。母乳瓶的标签上写着“863”——她是这家母乳库的第863位母乳捐献者。
 


 

  9月16日,李佳在广州妇儿捐出第一瓶母乳。受访者供图

  一块灰色隔板背后就是操作区。李佳捐献的第一份母乳,会先被拿到操作台旁的蓝色的母乳分析仪检测营养成分;然后用灰色巴氏消毒机消毒,62.5℃,30分钟;最后,母乳被放到零下18℃左右的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3个月。

  为了保证母乳达到健康、营养良好、可信赖三条标准,捐献前,母乳库的护士肖妮蓉给李佳打过电话,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宝宝多大,奶量多少,是否大量抽烟、饮酒、喝茶,是否吸毒或进行长期药物治疗……近6个月内,接受过输血的捐献者会被排除在外。

  电话“面试”后,肖妮蓉还带着李佳在医院做了抽血体检,以排除乙肝、丙肝、梅毒、艾滋、巨细胞病毒等传染性疾病,费用由医院承担。

  肖妮蓉说,像李佳这样的捐献者,母乳主要会捐献给在医院出生的早产儿。这些早产儿体重大多低于1.5千克,有些还有肠吸收不良、喂养不耐受、免疫缺陷病、术后营养不良等问题。

  何昕就是这样一个孩子。2016年5月,何昕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26周就出生了。他在保温箱里住了100多天后出院,却很快得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发紫,情况危急。

  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尝试母乳治疗,可何昕的妈妈没有母乳了。医生告诉她,可以申请使用母乳库的母乳,那些母乳来自健康妈妈,但可能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捐献者病情属于潜伏期,消毒过程存在感染等。何昕妈妈同意了。

  吃到捐献的母乳后没几天,何昕的脸色就从蜡黄变得红润,肠胃功能很快恢复正常,黄疸指标也下降了。

  全国仅有25家

  李佳踏入的母乳库建于2013年3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它的筹建人刘喜红第一次见到母乳库是2011年夏天,在美国中部的艾奥瓦州。

  刘喜红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那是一栋占地面积广阔的建筑,整座楼都是母乳库,储存房里是一排排灰色的冰箱,“每台冰箱都很大,装满了合格的母乳。”

  艾奥瓦全州人口不到316万,母乳的捐献量、需求量都这么大,那人口将近1500万的广州呢?从美国回来,刘喜红就向医院提出建立母乳库,院长很支持,两年多的筹备后,广州妇儿的母乳库诞生了。

  与母乳库发展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基数大、早产儿多、母乳需求量大,母乳库规模和建设速度应该快速提升。但现实远远落后于理想,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只有25家医院建立了母乳库。

  “直到现在,一些四五线城市的医院可能没有想过要建立母乳库。因为母乳库主要针对危重病早产儿,这些患儿基本都会往大城市大医院送,所以它们不需要母乳库。”在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下称“佛山妇幼”)营养科主治医师、母乳库项目跟进人谢绮平看来,母乳库的发展或许只能局限在省会或相对发达的地方。

  佛山妇幼是在2017年想到建立母乳库的,但到了2019年,项目还在筹划中。

  “场地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挪一块地那么简单。”谢绮平说,母乳库对空气、卫生要求很高,房间至少要有两个门,母乳运送通道、医用垃圾运送通道不能重合。但佛山妇幼用房紧张,场地之事一直搁置,直到2018年6月医院有了新址,问题才被解决。

  启动资金是另一个难点。谢绮平算过一笔账,母乳库至少要有两台医用吸奶器,价格12万元;医用冰箱要有一大一小,还要有巴氏消毒仪、两台超净台、母乳分析仪,保守估计总价50万元。谢绮平说,这些钱完全由医院负担。而2007年宁波想要建中国第一个母乳库时,就是折在了启动资金上。

  有了场地和钱,如何设置捐献、受捐规则是摆在所有母乳库面前的问题。“我们当时只能参考国外经验,但并不都适合中国国情。”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下称“南京妇幼”)儿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韩树萍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受捐者是否要为母乳付费。在美国,母乳库的母乳本身不收费,但因为有检查、运输、人员等支出,受捐者需要为每盎司母乳付费3-5美元。但在中国,医院是事业单位,没有物价部门的许可不能收费。“现在对大医院,启动资金50万不算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后期运营成本,每年还要50万。”谢绮平说,从经济效益考虑,医院没有入账,完全是亏钱的,“所以建母乳库需要下很大决心。”

  此外,国外的母乳库没有挤奶间,挤奶在家进行。第二天,母乳库流动车经过社区,存好的母乳倒入流动车。但在国内,最初只能接受到现场捐奶,怎么设置挤奶间、捐献前为妈妈检查哪些项目等,都要自己一点点摸索。

  奶源告急

  从试运营开始,广州妇儿的母乳库就面临缺奶的困境。

  2013年3月,为医治一名患有自发性肠瘘的婴儿,广州妇儿决定尝试母乳治疗。但母乳库里没奶,刘喜红就跑到妇产科,对着产妇们一遍遍介绍,“我是营养科的大夫,如果你的奶多,我们有个母乳库,可不可以捐一点?”

  刘喜红常常话没说完,就被产妇或家属拒绝了。一名陪房的老人一边挥手,一边嫌弃地说“没有,出去”。

  打破僵局的人叫徐靓,是广东电台的主持人。2013年3月的一个台风天里,生完孩子10个月、正处于哺乳期的徐靓,为冷冷清清的母乳库捐献了第一瓶奶。

  得知母乳库缺奶的困境后,她开始在电台、微博上宣传、呼吁,一下子收到很多私信。“那些妈妈说我有很多母乳,不知道还可以捐给孩子,我愿意捐。”徐靓说。

  那是广州妇儿母乳库第一次受到关注,几十名妈妈从广州、肇庆甚至湖南赶来,《羊城晚报》、香港无线电视台等十几家媒体也来了,一下挤满了狭小的母乳库,“人多到门都推不开”。

  但短暂关注后,母乳库恢复了平静。从第二年起,奶源始终没能实现突破性增长。

  对于这种捐献者寥寥的情况,刘喜红早有心理准备。2012年底,她在广州妇儿门诊大厅做过调研,收到300多份产后0-6个月的妈妈递上的问卷。当被询问乳汁充足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捐奶时,表示愿意的只占25.1%。

  与广州妇儿类似,其他地方的母乳库同样缺乏奶源。

  2015年9月15日,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在微信公号上发文,“我科母乳库已成立3月余……然而近半月来,却无妈妈来院捐献母乳,母乳库已‘弹尽粮绝’。”据金羊网报道,2017年,广东省第三家、东莞市第一家母乳库运营两年,无一例捐献。

  为了增加奶源,广州妇儿母乳库曾进驻海珠社区,上门收奶。但广州经常刮风下雨,无人来捐,尝试几个月后只能放弃。

  有的母乳库开始接受冻乳,比如上海市儿童医院。过去,医院担心安全问题,怕冻乳的卫生等无法保证。“但妈妈到母乳库捐献效率太低了,冻乳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奶源。”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2016年接受冻乳至今,冻乳捐献量占总捐献量的92%。

  现在,广州妇儿的母乳库也接受冻乳。捐献前,护士肖妮蓉会去家访,检查冰箱温度是否合适、是否有条件单独储存冻乳,而不和海鲜、肉类混放。就连家中宠物的干净程度,也会被考虑在内。

  即便如此,截至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只有867名捐献者,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12人。

  在刘喜红看来,捐献母乳的妈妈少,与整个社会母乳喂养意识薄弱息息相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研究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1998年,全国4个月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为53.7%;到了2013年,0-6月内纯母乳喂养率只有20%。

  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刘梅认为,奶粉商的大力推广对母乳喂养起到了消极作用。她记得有段时间,在广州一些医院出生的孩子都会收到一罐免费奶粉。奶粉广告到处都是,以致很长时间里,许多家长以为奶粉比母乳好。

  不愿受捐

  2013年3月,广州妇儿接收的那名自发性肠瘘患儿叫小江,10个月大。当时,小江的小肠和大便沿着肚皮上的小口慢慢流出来,两个月内,体重从9千克减至5.5千克。小江的父母被湛江本地医院告知:回家吧,治不了了。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了广州。

  彼时,小江在广州妇儿的外科住院,严重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用母乳库的母乳试试。

  医护人员调取了母乳,用注射器一点点注射到小江嘴里。两天后,他的皮下出血症状消失了,两周内,体重长了3.3斤。

  小江并非个案,前文提及的何昕也是如此。刘喜红提出母乳治疗时,何昕妈妈质疑“母乳真有那么大作用?”但在没有其他办法情况下,她选择了相信医生,“后来才知道,母乳不仅是食品,也是药品。”
 


 

  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一角。受访者供图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纯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腹泻、肺炎等疾病的死亡率,并帮助患儿快速康复。但不是所有家长都了解这一点,若不是孩子病重、无路可走,愿意尝试母乳治疗的人很少。“像小江的父母,也是把母乳看作最后一道生命线,没有其他办法了。”刘喜红说。

  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营的头两年,一名儿科医生的侄子早产,住在新生儿科病房。刘喜红提议申请母乳库的母乳,可同事两手一摊拒绝了,“不吃,不要,我们吃奶粉。”就连医护人员的态度都是如此,刘喜红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母乳喂养意识的不到位。

  截至2019年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共有510位受捐者,比捐献者还少了300多人。刘喜红做过一次300人的问卷调查,在医疗需要的情况下,愿意让孩子接受捐献母乳的只有8%。当问及原因的时候,大多数人回答,“别人的奶怎么能给自己的孩子吃?”

  “现在看,这种想法很幼稚很可笑,这种人也很少了。但在那个年代,就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的。”刘喜红说。

  安全的风险

  除了观念问题,担心别人的母乳不安全也是重要原因。

  2018年,有研究者在安徽蚌埠抽样选取了300名产妇及其配偶进行母乳捐献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使用捐献母乳的人中,80%“担心捐献母乳的安全性”。

  2015年6月,距离广州妇儿30分钟车程的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下称“广东妇幼”)也建起了母乳库,成为广东省内的第二家。母乳库位于住院部6层拐角处,七八平米的小房间里温度骤降,灰色的冰箱门上贴着《母乳保存、消毒及使用管理》。

  一开始,广东妇幼只接受在本院生产的产妇冻乳,这样可以减少体检费用。捐献者可以在家挤奶后打包送来,但护士长陈灵发现,保存冻乳的奶袋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甚至出现破损、渗漏。但这些问题医院很难控制,“我们又没有经费,你不能要求别人对吧?”

  2017年4月,院内有新生儿出现血便现象。为了查出问题,医护人员检测了母乳库内亲母母乳和捐献母乳,结果在一份亲母母乳中检测出大肠埃希菌,捐献的母乳没有问题,但医院不敢再冒险。

  “如果公共捐献的母乳出现问题,家长就会找医院。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是因为这个把自己搞得一身骚,谁敢去做?”广东妇幼副院长陈运彬说。从那时起,广东妇幼母乳库变成了亲母母乳库,只接受新生儿亲生母亲的母乳储存。

  类似的安全风险,遍布母乳捐献、受捐的各个环节,从对母乳质量的把控、收集、检测到运输、储存、分发,都可能出现意外。韩树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国外,这些问题有行业规范和运行指南,但国内各环节都缺乏行业标准和安全管理,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1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母乳库负责人组成了一个母乳库专家学组,用一年多写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质量与安全管理专家建议》。但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两份文件只停留在专家建议层面,没有行政或法律上的约束力。

  曙光将至?

  在知情人士看来,母乳库发展遇到瓶颈,多少与政府相关部门未能有效参与有关。而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是资金支持,一方面是安全监管。

  早在2014年的广州市“两会”上,公益机构“母乳爱”理事长、广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就提过“关于由政府财政支持母乳库运行的建议”。因为除了启动资金,母乳库日常运行中对一次性吸奶器、奶瓶、奶袋等耗材需求较大,一套设备128元,平均下来每毫升母乳的成本就是1.4元。

  “这笔费用,我们之前都是找爱心企业家募捐,2013年募集了36万,2014年20万。但如果哪一年经济不好,企业家都不理你了怎么办?”雷建威想到了政府。

  建议提出后,原广州市卫计委于当年夏天回复:提供财政支持,没有上位法依据。“他们认为这是好事,但先按下不表,大家共同推进,以后再说。”雷建威说。但2014年至今,财政支持始终没跟上。

  与广州不同,上海市财政对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给予了资金支持。该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从2018年开始,他们每年从市卫健委拿到167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母乳库的运营和研究。

  安全监管方面,2017年,母乳库专家学组发表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现状分析》,呼吁政府部门颁布与母乳库管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以保证母乳库长期稳定的发展。两年过去了,唯一有动静的地方是广州。

  2019年的广州市“两会”上,雷建威提交了《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其中包含一份《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草案)》。草案提议,由政府开办母乳库,并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母乳库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草案征集意见时,广州市卫健委对此并不赞成,认为政府开办母乳库没有上位法依据,而且母乳属于食品,监管主体应该是食品监管部门,而相关部门对草案回复“无意见”。

  2019年4月25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总工会、卫健委、妇联等领导参观了广州妇儿母乳库,对草案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实地考察,之后,一行人在广州妇儿的会议室里开了个小型讨论会。会上,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当即表示对母乳库很感兴趣,要像对待血库一样管理母乳库。但血库的监管早已成熟,母乳库则尚未起步,母乳储存、配送、监督检查等一系列政府管理办法全部缺位。

  “底下没人出声。因为谁也没干过,不知道该怎么管。”这名知情人士说。

  在刘喜红看来,母乳库发展涉及的层面太多:卫健委、发改委、财政局、立法部门,都得管。想让这些部门联动运转并不容易,好在《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顺利通过,其中规定市、区政府应为母乳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提供经费保障,母乳库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我们还在等待,从国家层面给点关注,给点阳光就灿烂。”刘喜红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佳、何昕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广东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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