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转移背后,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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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3 08:57:54

  去年11月6日凌晨4点,熟睡中的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拿起手机一看,是远在湖北老家的妈妈。

  “你爸爸昨天晚上11点半走了。他10点多在客厅看电视,然后觉得不舒服,我给他吃了药,但他还是不行,我打了120,医生到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检查说是心肌梗塞。”

  2016年春节在云梦县城岳父家的时候,我曾经含泪为父亲写过一篇《一个留守父亲的不断送别》,记录了我家这些年的变迁。这篇文章在媒体上发表之后,我儿子专门用手机打开给我爸爸看。之后儿子告诉我,“爹爹(即爷爷)看了这篇文章,边看边流眼泪。”

  爸爸去世,我又想起了这篇稿子。突然想到以后再也没有爸爸了,不可抑制的悲痛席卷而来,忍不住失声痛哭。

  很快,我们一家四口订好了从北京到武汉站的高铁票,还有弟弟、妹妹,也都从各地赶回老家。

  爸爸,我们都回来看你了。

  

  我的爸爸张金明,1949年生于湖北省云梦县隔蒲潭镇小龙河村张家坡塆。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他见证了新中国至今所有的发展历程。

  爸爸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比爸爸大了大约10岁,二姐比爸爸大了6岁。那时的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因此,爸爸出生后最为得宠,即便后来家里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爸爸天资聪颖,入学以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如果不是遇到“文革”,他的命运也许又是一番光景。那时,农村小学的教师素质普遍很低,甚至连尾巴都念成“毛巴”。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刚入学不久,老师问他:一个桌子四个角,砍掉一个角还剩下几个角?爸爸回答说:五个。结果被老师训斥,爸爸觉得很委屈,放学时哭着回了家。

  爸爸自幼喜爱文学,16岁就发表了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初中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他18岁就到学校教书,和之前教他的老师成为了同事。

  爸爸的好强不仅体现在知识上,而且也体现在生活中。在农村,因为生存资源有限,邻里乡亲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发生口角,乃至大打出手。爸爸有一个堂叔有兄弟三人,其中的老二曾经双手端着冲担(挑麦子捆的农具,两头是铁的,很尖)把我的爹爹(爷爷)追赶了三个圈,在堂屋里冲进冲出。我爸爸18岁那年,堂兄弟又这样抖起了威风。爸爸一把抢过了冲担,把他推倒在地。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就老实多了。

  那时的农村普遍贫穷,村里的孩子普遍不怎么读书。二姐的对象(表亲)到部队参军,因此二姐出嫁比别的女孩晚,正得益于二姐挣工分,爸爸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算是“老三届”。

  二姑父从部队复员后,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工人,他和二姑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二姑和二姑父结婚以后,在农村种了一段时间的地,后来一家人的户籍都转到了云梦县城——在爸爸的兄弟姐妹六人中,二姐是唯一一个摆脱农民身份的人。

  爸爸和妈妈是从小定的娃娃亲。妈妈比爸爸大三个月,年轻时身材高挑,端庄漂亮。1968年,爸爸和妈妈结婚。1970年我出生,两年后我弟弟出生,四年后大妹出生,六年后小妹出生。

  爸爸的教师生涯维持了大约十年,一直到70年代后期才结束。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成了县里和公社有名的“笔杆子”,经常被抽调去写材料。刘醒龙出名以后,爸爸曾经说过,有一次参加文学会议,“我作为青年作者的代表上台发言,而刘醒龙就坐在下面。”

  爸爸有过两次跳出农门的机会。一次是70年代中期,他收到孝感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学习之后就能转户口,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公家人。但是,我的爷爷短视,觉得去学习就挣不到工分,不让他去。后来一提此事,我妈妈就后悔不迭:“我们真是傻,当时不知道和你爹爹分家!”另有一次机会跳出农村,但他也没有抓住。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心高气傲的爸爸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报考中专或大学,而是直接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是,他没有秦晖那样的运气,遇到赵俪生这样的导师,因为英语分数太低,爸爸没有被录取。由于家里有了四个孩子,生活的负担过重,他的文学创作逐渐荒废,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养家糊口。

  那时,村子东边的幸福渠向府河排水的能力很差。遇到夏天多雨的时候,村子北边的农田就变成了白汪汪的泽国。村民绝大多数庄稼被淹。作为受害者之一,父亲不断给县、地两级政府部门写信反映此事,要求加强幸福渠的排水能力。后来,此事终于得到了解决。有人告诉我,“现在的泵站抽水能力强多了,多亏了你爸爸。”此外,爸爸还帮一些受到冤屈的人代写材料或诉讼书,帮他们讨还公道。

  为了养家糊口,爸爸和母亲做起了各种小生意:卖布,卖鞋,卖烟……80年代初期,他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到武昌大东门做菜贩。几年后发现,种地的收入比不上卖菜,于是转出大部分责任田,专门在大东门卖菜。
 


 

  未成年的我开始逐渐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家里的饮用水,要到离家300米的一口大井里面打好,然后挑回家。家里的水缸可以装接近三担水,每次我都要往返三次。从14岁开始,这个活儿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每逢过年,我都盼望着父母能够尽快回家。但是,过年前几天城里人要存蔬菜,因此比平时能赚更多的钱。有时,他们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家敲窗叫门,从睡梦中惊醒的我就会惊喜万分地打开大门,弟弟妹妹也会格外高兴;有时,他们过年也不回,万分失望的我只得在家带着弟弟和妹妹,过一个郁郁寡欢的年。

  爸爸从小就被家里所有人娇惯,结婚以后又被妈妈惯着。但凡家里有好吃的,妈妈总是让爸爸单吃,我们几个孩子干看着。妈妈做饭的次序与别人家不一样:她总是先把菜炒好,然后叫爸爸先喝酒,理由是“等孩子们吃饭,菜就被抢光了”。而爸爸有时买的盐蛋、卤菜等,不许我们伸筷子,只有爸爸允许我们才能尝一口——而事实是,他很少让我们尝。时间一长,我也对此习惯成自然了。

  爸爸妈妈开始做生意以后,农村家里到冬天一般会腌腊肉。有时,我家挂着的腊肉,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吃过,但腊肉却在不断减少,而且有刀割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经常给爸爸一个人开小灶,切一块腊肉,用小铁瓢在炭炉上弄熟了让爸爸一个人吃。有一年夏天,妈妈在屋后捡到一个大鳖,等我在外面玩够了回到家,就看到厨房的一个大碗里只剩下鳖壳。

  到90年代,我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第一次到我家,她惊奇地发现,我爸爸一个人独吃最好的菜下酒,而我们都视若无睹。她后来对我说:“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家里原来也穷,但我妈从来不让我爸爸单吃好的,她总是担心孩子们缺营养长得不高大,你爸爸怎么这样啊?”

  另外,爸爸从来不放过被农村人视之为享受、玩味(出风头)的事情。爸爸抽烟、喝酒很凶,而且贪杯,经不得别人劝酒。一旦有人奉承几句,他就飘上了云端,分不清东西南北。有时,喝得醉醺醺的他推着自行车在深夜强行撞击关闭的木大门,甚至将门栓撞断,将大门撞倒。有时,他在外面喝醉,到家后吐得一塌糊涂。

  那时的农村风气很不好,冬天和春节期间常常摸牌赌博。爸爸曾经到赌博场所去卖煮熟的鸡蛋,但他却把卖鸡蛋的钱全部输光。上个世纪80年代回家过年时,爸爸经常参与赌博,有几次把整个冬天和妈妈在武汉卖菜赚来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妈妈就开始和他争吵,在家里号啕大哭。

  尽管有这些不好,在大事上,爸爸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也努力为后人创造财富。1991年,他率先在张家坡盖起了两层楼房。村里人的恭维,让他很是高兴了一番。1997年我儿子出生后,他还帮我代缴了几千元罚款。

  二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在家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脾气暴躁而且任性恣睢。他很少对我慈眉善目。成长年代,我一直很怕他,成年以后,经常觉得他不可理喻。

  从小到大,我和弟弟都没有少挨爸爸的揍。有时,被他殴打并非我们犯错,而是因为他在外面受了气,或者与妈妈吵架而窝火。

  在我三四岁时,一个刮着大风的深秋夜晚,不知道犯了一个什么错,爸爸让我跪在房里冰冷的泥土地上,他教书的同事来了也不让我站起来。我感到既羞辱又难受。跪了很长时间之后,爸爸又把我赶出家门。幼小的我既害怕又无助,同时满腔愤懑,朝家里的窗户里面扔了两把麦草碎末,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

  有两件事,我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

  那一年,我只有十一二岁,暑假期间被当作主要劳力干农活。天还没有亮,迷迷糊糊就被喊起来,拿着耙子去棉花地松土、除草,把一厢田薅草到头后,我回到家里,因为太疲惫,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久之后爸爸回到家里,一把抓住我的腿,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摔倒地下,然后一阵痛打,就因为我在薅草时挖死了几棵棉花。

  这次殴打在我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原来我是如此轻贱,爸爸可以因为一件很小的事任意地殴打我。每每事后想起,都对他痛恨不已。

  另一件事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1993年结婚,不久,妻子进小学教书,我在家养了两年鸡。因资金不足及养鸡条件过于简陋,养鸡最终失败,亏掉了家里投资的一万多元。我的女儿1995年出生,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要生第二胎必须要间隔五年。因为养鸡失败及计划生育的缘故,1996年年后,我和妻子也到武汉卖菜。

  有一天晚上我收摊回家到租住房屋的巷子口,爸爸突然对着我当众大骂,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爸爸的羞辱,我觉得无比难堪,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原来,爸爸因为下象棋忘了时间,收摊的时间比往常晚。到市场后,妈妈数落了他一阵,他在妈妈那里受了气,就不管不顾地把怒火一股脑儿全都发泄到我头上——在他看来,我沾了他的光,所以就应该受他的气。

  我的弟弟张英一直痴迷文学,1990年代中期离开武汉,到上海读书,之后进入媒体。不久又到了北京,先后供职于《音乐生活报》《北京文学》等报刊。2001年,他又进入《南方周末》,后来成为几名高级记者之一。最终,他的户籍落到了上海,妻子和女儿也都成了拥有户籍的上海人。

  四个子女中,弟弟在爸爸心里的分量更重——爸爸没有实现的作家梦,在弟弟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也让他在村里人面前有了炫耀的本钱。离家的大部分年份的春节,弟弟如果不去弟媳的老家东北,就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每当此时,也是爸爸最开心的时候。

  1997年,从湖北大学毕业的小妹离开武汉,南下广州打工。小妹很受爸爸宠爱,每次她回到家里,爸爸脸上总是露出难得的笑容。小妹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并且找到工作,这让爸爸很欣慰。

  1990年代末期,大妹嫁到了肥东,他们一家都成了合肥人。

  在2000年初,我们夫妻来到北京,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就让爸爸妈妈在老家带着。这一年,小妹也从广州来到了北京,她做过娱乐杂志的记者,也在汪峰、李亚鹏的经纪团队工作过。2004年6月,我成为《新京报》记者。这既让爸爸感到很意外,又让他很惊喜。这一年年底,我们夫妻在北京买房之后,把一家人接过来,在这里度过了2006年的春节。

  三

  四个孩子先后离开身边,孙子女给了爸爸很大的安慰。尤其孙子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这让爸爸看到了他跳出农村的希望。他教会了孙女和孙子下象棋。有时春节回家,我会看到爷孙俩在家里拉开战局。每当满满一桌人围坐吃年饭的时候,父亲举着酒杯,似乎特别满足。

  我们到北京后的前十多年,爸爸和妈妈总觉得他们是债主,我和妻子是欠债人。每年春节回家,总要对我们说些难听的话,或者做一些事让我们很生气。我们给爸妈留的生活费已经算是村里最高了,而且也给孩子们留够了学杂费和生活费。但是,爸爸公开对我说,除了吃穿和抽烟喝酒,“我还要打麻将”。在他们看来,以前我们在经济上依赖过他们,现在应该回报了。但我实际上做不到。

  爸爸年龄虽然大了,但火爆的脾气依旧。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加上还要他照看孩子,他对我们夫妻总有些轻视。有一年家里来客人,因为一件小事,父亲当着亲戚的面骂我的妻子,妻子不甘受辱,马上和他争吵,我赶紧一把拉走了妻子。事后,爸爸还说我没有用,没有站在他那边一起打压妻子。

  爸爸的任性也一直不改。他一天抽四五包烟,每餐都要喝酒。或许是因为在大饥荒时挨饿的经历过于惨痛,他现在只爱吃肉鱼、卤菜等等,极少吃蔬菜和米饭。回家里时,他在饭桌上左手端着酒杯,右手夹着香烟,恨不得长两张嘴。我希望他晚年能够健康长寿,总是劝他不要抽烟,酒也要少喝,否则对身体不好。但是,爸爸的逻辑却是:你们都想管我!

  古代宗族内部家长制的残留,在爸爸身上很明显——儿子不能管老子,我想怎样就怎样。

  爸爸中过一次风,他的语言能力受到很大影响,说话也不清楚。过了一年多以后,他才能清晰地说话。但是,他遭到一次不算严重的车祸,原来就耳背的痼疾更是加重了。

  2015年,我的女儿和儿子参加了高考。女儿考入北京吉利学院,儿子超过当年湖北省的一本录取线110多分,被北京邮电大学录取,爸爸决定在家里请客,好好庆祝了一番。

  孙女、孙子来到北京后,家里只剩下爸爸和妈妈。为了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我弟弟张英在县城环境最好的地方花了六十多万,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让老两口居住。爸爸一开始担心住不惯楼房,但2015年秋天住进去后,因为生活设施齐全、生活方便却又舍不得离开了。

  2017年暑假期间,妈妈和大妹、以及她的一双儿女到我家住了近一个月。北京天气干燥,2006年到我家过年时,爸爸因为抽烟,曾经让垃圾筐燃烧,幸好及时发现,没有酿成火灾。我本来想让爸爸一起来,就让大妹告诉爸爸,来玩没有问题,但不能在室内抽烟。爸爸一听就火冒三丈:我在家里想怎样就怎样,还到那里受你的憋!于是拒绝来北京。

  2018年春节我们一家没有回去,只有小妹一个人在家。小妹说,爸爸在家里哭,说我们都不回来。我听到以后心中五味杂陈,当即决定,以后每年春节一家四口都回去陪他们过年。

  晚年的爸爸很孤独。以前没有手机时,我们都会给他写信。有了手机后,都是直接打电话。随着他的听力日益恶化,打电话根本无法和他交流。因此,一些话只能和妈妈说。

  四

  2018年4月,我就不得不和弟弟回到了云梦县城——爸爸因为又一次中风而住院,而老年痴呆让他表现不正常,这让我妈照顾他时备受煎熬。我赫然发现,母亲一直很好的身体,短短三年已经差了很多。

  这年年底,我的女儿进入《新京报》,成为记者。我儿子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爹爹。爸爸知道后特别高兴,他未竟的事业,如今已经有了“第三代传人”。

  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有某些先兆。

  2019年春节之前,我和弟弟妹妹商量,爸爸从来不喜欢过生日,2019年农历正月初九是爸爸的70岁的生日,我们全都回云梦,给爸爸庆贺一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我们一家四口,弟弟一家三口,大妹带着女儿和儿子,还有小妹,都在春节前回到了云梦。因为大部分人都待不到初九,大家决定初五给爸爸贺寿。

  罹患老年痴呆症却又拒绝配合治疗,爸爸的表现让所有的儿女都反对他,这可能让他觉得“众叛亲离”。生日宴上的爸爸神情落寞而木讷,脸上没有笑容。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庆生,但他并不开心。临走前,我和爸爸好好谈了一次,用嘴巴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让他配合治疗,吃医生开的药。终于,他答应每天服用半片抑制神经兴奋的药片。

  回北京以后,妈妈在电话上告知,爸爸每天服半片药,精神稳定多了,妈妈照顾他也不用那么费力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弟弟和两个妹妹也觉得很欣慰。

  在张家坡老家的院墙外面,有爸爸亲手栽下的桃树、板栗;院子里面,爸爸曾经栽过葡萄、梨树。葡萄前几年死了,那棵桃树以前长势很好,村里人说,结出的桃子很甜。而院内的梨树结出的梨子,每年都让各种鸟雀大快朵颐。今年夏天,母亲回张家坡时发现,桃树已经枯死了。

  爸爸是怕死的。他病发去世之前的两三个小时,还对妈妈说,以后要把烟酒都戒了。但是,疾病没有给他机会。也许,是爸爸错过了太多。

  爸爸走得突然、决绝而迅速,没有和我们告别。

  11月6日那天,我走进家门,看见躺在遗体冷藏车里面的爸爸。透过透明的盖子,我极力想看清爸爸的模样。他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平静而安详,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做着一个甜美的梦。

  我与弟弟和本家叔叔运明商量明天爸爸出殡的事宜。按照农村的规矩,老人去世后三天内必须下葬。爸爸活着的时候就选好了墓地,对我说要埋在我爹爹(即他的父亲)旁边。他想土葬。但是,云梦县这几年有了规定,死人一律火葬,不许墓葬。我找亲戚试图疏通,但没有成功。

  7号清晨,我和村里一个长辈,去给爸爸买了一口十二圆环的棺材。

  下午,殡仪车拉着爸爸的遗体到了云梦县殡仪馆,在遗体冷藏车被推进去的前一刻,我儿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大哭;我女儿和两个姑姑也都围着遗体冷藏车,哭作一团。我竭力想忍住,但泪水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眶,我走上前,再看爸爸几眼。遗体冷藏车内,爸爸的神色依然安详。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爸爸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五

  在同一代人当中,从自身来看,爸爸是一个失败者。他多次对孙女、孙子说,自己“怀才不遇”。

  确实,爸爸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以他的天资,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爸爸继续上高中,参加高考,而不是在19岁就结婚……他的人生道路肯定很不一样,而他的文学理想也很有可能实现。当然,爸爸缺乏那种不管不顾一定要跳出农村的决心和坚定,错失了两次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爸爸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得很卑微。在权力格局中,他不可能真正受到尊重;在社会上,他的影响配不上他的雄心;在经济上,他人生的前三十几年陷于贫困,为温饱而挣扎。

  但从对后代的培养上说,爸爸又可以算是一个“成功者”:正是从小受到爸爸读书、写作、拉二胡等因素的影响和熏陶,我和弟弟养成了对知识的渴求,对于读书的热爱,这也是我们部分实现爸爸理想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女儿和儿子也通过高考,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和专业。

  家庭的变迁,在物质上让爸爸妈妈能够度过无忧无虑的晚年,在精神上也让他们备感欣慰。在四个子女中,弟弟一家三口有了上海户籍,大妹一家有了合肥户籍。我们夫妇和女儿的户籍仍在张家坡老家,儿子迁到了大学,小妹也脱离了农村户籍。从职业上说,三代人中没有人务农;从户籍上说,只有我们夫妇和女儿是农村户口。总体而论,我们一家人基本实现了代际转移。
 


 

  但在代际转移“成功”的背后,是骨肉的长期分离,亲情的扼杀和老年人的持续付出——我们夫妻和儿女分开达15年之久,父母年老且身体不好,但只能相互照顾。原本,制度的变革可以避免这样的人生悲剧。但是,户籍的藩篱、医疗保障制度的割据至今仍然坚固地存在,隔离着父母和子女的亲情。

  时至今日,我们夫妻在北京工作近20年,先后两次买房,加上个人所得税和其他间接税,纳税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但我们都没有户口。而我的女儿,很可能遭遇与和我们同样的命运。

  寒门子弟要想改变命运,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整个家庭还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爸爸没有成功,我们也仅仅只是跨出了一步。

  来源:《中国慈善家》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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