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考上985的寒门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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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7 07:56:43

  走出去了,然后呢?

  从小到大,胡月听得最多的一句话:“爸妈一辈子都要在这个村庄了,你要自己走出去。”她深知一句话里面藏着多少期待。

  胡月家在内蒙古的一处贫困村,那里常年干旱,村民们通过种植一年一季的农作物为生。农闲的日子里,父亲会到建筑工地里当水泥工,将家里年收入维持在两到三万的水平。

  2014年的高考,胡月考上了厦门大学,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大学生。但她还是不满意,“比平时低了三四十分”。

  唯一的遗憾是,如今她当上了北漂,躺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想起了当年选专业的情景——当这条人生路上重要的分叉口来临时,身旁没有人能给她指导,耳边只有来自老师的告诫:选学校比专业、城市重要。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2018年,江西赣州的洪磊通过了华南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最后的面试关头,教授抛出了自动化和机械工程两个专业的橄榄枝,他选择了“看起来更厉害”的机械。

  选择只是一念之间,影响却能格外深远。他们出身寒门,走进了985的校门,希望和迷茫,得意和失意,是高考后未完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

  洪磊今年大二,八月初,他忙着准备疫情期间欠下的各科期末考试,期末周,是他大学最“痛苦”的时刻。

  从江西南部城市赣州石城县的家出发到广州,他要先搭四小时的大巴,转两趟车,到达赣州火车站;再坐上时长七小时的普快列车,来到人声鼎沸的华南省会。

  在他看来,学校所在的城市,和家所在的县城差不多,只是“物价贵了点”。

  他对未来仍十分迷茫,但言语间透露着“未来可期”的松弛感。他在班上成绩“不好不坏”,“不是最勤奋的那批同学,但也不是不学无术。”读了两年机械工程后,洪磊总结,这个专业的课程内容就是难度很高的力学,同专业的学长建议,“未来不要走纯机械方向,实在太难了。”

  胡月是当年村里唯一考上985学校的大学生。六年前,她只身一人,扛着国家助学贷款,来到离家2400公里的海滨城市。

  父母过去反复叮嘱的“走出去”,是她小学至高中12年学习生涯中最大的动力。如今,她真的走出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虽然不会再让她像过去一样“黄土满面”,但也并非如想象中的缤纷多彩。

  厦门全年温和多雨,与内蒙古冬天的严寒干燥有很大的反差,胡月不适应。不同水土养育的人也不一样,她没法融入主要由南方人组成的圈子,她抛出来的梗很少有能让同龄人哈哈大笑的。

  专业上的学习让这位本不满意被调剂命运的人感到崩溃,分数不理想,录取后她被调剂到了一无所知的生物学专业。她不喜欢去实验室,也厌倦课本上枯燥的生物知识。大一下学期始,她向学长学姐打听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却感觉更加迷茫:

  获取而来的信息让她明白,专业对口的出路无非是几种:一是在国家部门的生物、海洋所担任公务员;二是继续深造,走科研道路;三是通过海外留学等途径提高学历后,回国当高校讲师、辅导员。
 


 

  胡月对此有不少忧虑,不管是哪条道路,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小,“家庭承担不起我今后失败的成本。”

  钱在胡月这里,是她做出大小决定的首要考虑因素。大学四年,为了不在出门聚餐时花钱,她没加入任何社团。五一十一小长假,她不敢与同学结伴出外旅游,只呆在图书馆里安静看书。

  连升学、择业等重要的人生决定,她都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作为家里的长女,胡月总认为,自己要早日担起养家的责任。即使拥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读研究生,仍然是要考虑再三的决定。

  胡月的迟疑和纠结不是偶然的。《中国青年研究》的一篇期刊曾经显示,寒门大学生容易预见新环境对自身造成的“威胁”,导致其自我控制出现下滑和失焦,从而会对学习和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专业前景的忧虑太深,胡月认为自己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她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与外界的接触。最长的一次,手机关机了一个星期。

  负面情绪压得人喘不过气,她开始逃课,到图书馆一个人待到天黑。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开始整宿地失眠,清晨起来的枕巾被几大片泪渍沾湿。

  “好好读书”

  相反,洪磊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初中三年,他在县中学的尖子班上名列前茅,也因此获得到赣州一中念高中的机会。但是,“为了讲义气”,也为了离家近,他留在原学校,与很多到市重点中学念书的同学“分道扬镳”。

  县城中学虽然在资源上不如市里中学,但洪磊更喜欢其中的氛围,“轻松也很快乐”,“还有时间与朋友出去逛逛”。

  父母也没干涉洪磊的决定,准确来说,他们并不清楚儿子的学习情况。他们只知道,洪磊从小成绩就好。全年在东莞市务工的两人,每年只回家一次。大多时候,他们会塞钱给留在家里的老人,有时还给初中的洪磊和弟弟报周末补习班。

  洪磊记得很清楚,他是在“非典”来到那年被父母由广东送回到赣州,由爷爷奶奶抚养。他并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三岁前的记忆也十分模糊。但是,他坚信自己与留守儿童不一样,他从未感受过来自家庭的爱的缺失。
 


 

  《念书的孩子》剧照

  “你认为你和别的留守儿童,不一样在哪里?”

  洪磊想了半天,强调这是一种不可言诉的安全感。最后,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我的爷爷奶奶很开明,从来告诉我的都是要‘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也是胡月上学期间听到好多次的话。但说这类话的人,更多是出自学校里的老师,带给胡月的是压迫感。

  从小村庄考入县城高中的尖子班,胡月一入学就感受到与他人的差距。英语已经比别人落后一大截,敏感的青春期让她也开始在意同辈的目光。至今都让她感到窘迫的是,家里过去没钱给她添置新衣,一个冬天只有几件换洗衣物。

  最夸张的一次,胡月一个月都在穿同一件外套。连班里的男生都止不住问她:“那么久了,你都不换衣服吗?不觉得脏吗?”

  年级越高,胡月就越自卑。她唯一能抓住的希望就是父母强调的“走出去”。因此,考试成绩是她心情的晴雨表。考试失利时,她会陷入无尽的自责,责备的理由也是相似的:“你没有全力以赴,你要怎么样走出去?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有时候,胡月甚至觉得,连“好好读书”她都做不到了。尖子班上总有比她更勤奋的人,大家都在攒着力气相互较劲。从高一始,学校每周需要上六天半的课,每日在校时间超过15个小时。即使如此,班上仍有部分每天熬夜到两点,第二天六点就来到教室学习的人。

  高三是胡月最焦灼的时候。班级“晾晒式”的管理办法让她时不时情绪崩溃:每次周考出成绩后,班主任会当众念各科分数排名,并将全班各科成绩粘贴在走廊墙壁上。

  胡月还清晰地记得,到了高三后期,每回老师在班上念排名,只要总在名单上“从下往上数”,就会很快找到她的名字。

  改写的命运

  高考后,命运就能被改写吗?胡月与洪磊的回答都是一致的肯定。

  洪磊用了个假设,”如果没有高考,我现在是什么样?”停顿了几秒后,他的结论是,“不管怎样,都不会比现在好。”

  洪磊的朋友圈里,分享的全都是大学里的消息,有学院机械结构设计大赛的比赛通知,也有英语四六级模考预告,更多的则是各类社团举办的节日。

  他很少分享生活照片。少数的两张,是2019年上半年的折纸作品,配文写道,“自己折的菠萝,好开心”。

  20个面的三角形拼成了菠萝形状的手工,放在白色的石阶上,像一个能讨小孩欢喜的皮球。他说,平日就喜欢做这类无用功。

  在不喜欢的专业里打转,胡月的担子则重了很多,她为此还进行过接近一年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告诉她:“人要学会和自己和解,接受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不过,不管她与现实撞得如何鼻青眼肿,她也从未告诉父母在学校里的状况。这是她的习惯,因为“告诉了他们也没用”。从小到大,农民出生的父母都没法在她做重大决策时给出意见。

  毕业后,胡月来到北京,加入了一家与原专业“不搭边”的上市公司,但是工作一年多后仍然感慨,“看不到上升空间”。疫情期间,公司大幅裁员,她也选择了辞职,并且开启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待业状态。

  待业的时间里,她给互联网公司投简历,每天自学C语言,但她明明对互联网兴趣有限,不爱刷抖音,更不爱看同龄人都在刷的美妆博主,她自嘲“天生落伍于互联网潮流”,这样的日子漫长而充满煎熬。

  胡月最终选择了与自己和解,在意识到失业的焦虑日复一日地弥漫四周后,那种大二时患上抑郁症的前兆——“全身乏力”的状态又回来了。她不再逼迫自己终日学习C语言,听从了父母在电话里的规劝,“回家吧,别在北京漂了。”

  “找到工作后,我要准备考老家的公务员,考不上就再考一年,不行就再来一年。”

  (文中胡月、洪磊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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