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游民:挤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漂”在县城的乡下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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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 08:30:40

  县城是城市的起点,农村的尽头。来自乡下的占友民父子,耗尽两代人的积蓄,也没有实现在城里安家的目标,最终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外的“县漂”。

  1

  在上午9点钟光景,占友民准时出现在白马广场,独自坐在一棵樟树下的石凳子上,发呆,或者看人跳广场舞。好几次,有人邀请占友民一起“嬉嬉”(当地土话:玩),占友民都摆摆手推托了。

  那是2015年,68岁的占友民还没做好融入城市生活的准备。他有天生的卑微感,像很多进入县城生活的农村人一样,既兴奋,也茫然。

  刚开始,他不是很明白红绿灯、斑马线这些规则,蒙头乱蹿,经常会被车子吓一大跳,或被人大声斥责。为了汇入滚滚向前的县城生活,他们睁大眼睛,在后面默默地模仿城里人,但由于笨手笨脚,也会成为笑柄。

  占友民的老家距离县城25公里,是一个名叫古宅的小山村。古宅并没有老房子,只有几棵百年以前的枫树。占友民像他的祖辈们一样,从能下地走路开始,就干起农活。

  2013年,妻子刘淑莲在冬天去世后,儿子带着占友民离开山村,在衢州市市内租住。

  房子位于一处名叫东门外的老城区。出租房40平方米左右,一里一外两间房,外加一个小厨房。占友民睡在外间,儿子睡在里间,除了床铺没有其他东西。

  当初在老城区扎根的,大多都是背井离乡的外来户,来自外省外县,或是乡下。谋生的手段,不是卖力气,就是凭手艺。他们当中,有车夫、挑夫、木匠、泥水匠、棉花匠、剃头匠、菜贩、货郎,还有杀猪和打猎的。

  房子有的是泥夯的,有的是木架的,也有的是断砖碎石砌的,挨在一起,纵横交错、杂乱无章,人们就在此间安家立业。

  到了下一代,城市向外拓展,东门外被高楼大厦围在中间,年轻人纷纷在外面买房、搬走。空下来的房子,以低廉的价格,再度租给那些进城讨生活的外地人或者乡下人。
 


 

  作者供图 | 东门外

  成为新县城居民的人们遗弃了这个地方,但它又成为下一代人进城生活的跳板。走在东门外狭窄的巷子里,钻入耳膜的,全是南腔北调。

  在这里,占友民是闲散的。没有妻子打点,占友民穿的都是儿子淘汰的衣服,像袍子一样又宽又大,把瘦瘦的屁股全盖住。

  他常常跟着老年人到距离出租屋两百米的白马广场,打发闲散时光。在靠近内河边的位置上有一座公共厕所,占友民每次在这里方便,都要感慨——“比我的出租房干净气派一百倍。”

  2

  有时候,占友民会想一想乡下的老家,还有跟刘淑莲一起度过的岁月。

  1982年春天,占友民娶了本村比自己小8岁的刘淑莲为妻。这年的8月份,县城的电影院上映武打片《少林寺》,不管多远,大家争先恐后拥进城里看电影,一时间,小小的县城人满为患。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落后,占友民还算运气好,和妻子刘淑莲挤上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但在距县城4公里外的路口,有警察设卡拦住拖拉机,只准许人步行进城,以免造成事故。

  刘淑莲已有身孕,走到县城,脸色苍白。刘淑莲说:“城里人真好,一边逛街还一边磕瓜子,像我们乡下人,看场电影都遭这么大罪。”

  那是户口限制最严格的几年,粮油、主要生活品基本都按照户口配给。户口如同一道墙,横亘在城乡之间。墙内是高福利的县城生活,墙外是缺乏公共服务的农村。

  进城,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的梦想。这不只是人口信息统计的尺度,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进入城门仅有的通道,是考入大学或参军提干。占友民不占其一,只能把梦想传递给下一代。

  第二年,儿子占方成出生了,占友民喜出望外,对刘淑莲说:“这儿子咱们好好培养,将来上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个工作,我们也跟着去享福。”

  占方成读书还算用功,但成绩不理想,与大学失之交臂。在家呆了两个月,跟几个同村人去深圳打工,后来从事室内装修。

  占方成很节俭,工资大部分都存进了银行。2012年春节回家,一家人在吃年夜饭,占方成笑着告诉爸妈,他的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20多万元。夫妇俩连忙起身把房门紧紧关上,说:“可别让人家听见。”

  这年,儿子29岁。农村里的男女本来就结婚得早,占友民夫妇经常催婚。占方成说,打算在深圳再干上几年,等钱攒够了回县城买一套房再结婚成家,把爸妈接到城里一起住。老两口听了满心欢喜,说:“这小子,想当个真正的城里人。”

  夫妻俩也拼命攒钱,儿子到时候买房子时多少能帮上一把。

  2012年秋天,刘淑莲被查出肺癌晚期,才熬了一年,就去世了,夫妻俩这些年攒下的4万多元钱也花光了。

  办完刘淑莲的丧事,占友民茶饭不思,一整天都像在愣神。占方成放心不下,决定不去深圳,又担心父亲在老家触景生情,于是把占友民从乡下带到县城一起住。占方成没白没黑地接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正月里休息几天。

  占友民原打算找点事情做做,也能有一份收入。占方成坚决不同意,说:“爸,你都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还不够?你就歇着吧,没事时,就去白马广场散散心,那里很多是跟你一样的老年人。”
 


 

  作者供图 | 白马广场上的老人

  儿子这么懂事,让占友民心里很暖。在白马广场呆上两个小时,占友民起身回到出租房,下一碗面条,或者吃早上剩下的稀饭,简单对付过去。到了傍晚,占友民才等回来疲惫的儿子。

  他下厨炒一盘鸡蛋炒韭菜、一盘猪大肠——这是占友成认知里大补的食品。听人说喝红牛饮料提神,占友民又跑去超市买了一些。

  3

  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主要分为三拔人:

  一拨是占友民所在的东门外租户,一拔是原县棉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衣着鲜丽,有退休工资,在县城有住房。一拔是住在桃园小区的,大多是30~50岁之间的乡下或外地女人,脸上涂着香粉,短短的皮裙裹在屁股上,以皮肉生意为生。
 


 

  作者供图 | 桃园小区

  三拔人跳舞有固定的区块,互不侵犯。小小的广场里,阶层也泾渭分明。

  对县城生活充满期待的租户源源不断涌入东门外。其中有一个60来岁、人称胡姐的女人,占友民总要不时地瞄上一眼,她长得很像妻子刘淑莲。

  占友民隔壁搬来了一个73岁的老汉,老家在离县城4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儿子在县城做水电工。

  两人住得近,经常在一起聊天。老汉有一次说,以前县城里有他一个亲戚,一天进城办事,亲戚留他吃饭,但盛饭的碗很小,吃过两碗,他就不好意思再去盛饭了,说已经吃饱了,其实肚子里半饱还不到。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取笑城里人饭量小,一个取笑城里人小气。

  玩笑里有求而不得的艳羡。可惜老汉没等到成为城里人的那天,他有高血压,在一个秋天,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占友民迈紧步伐。2014年冬天,他回乡下老家住了10天,他把7亩田以二十年的期限,流转给别人种葡萄,又把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层砖房卖出去。临走前,占友民掏钱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几大包旺旺雪饼,拆开来挨家挨户送上几个。

  邻居说:“老占,以后你回村子,就来我家吃饭。”

  占友民说:“你以后到城里,也来我家做客。再过些日子,儿子方成可能自己会在城里买房。”

  占友民总共凑了10多万元钱。父子俩一起去银行存钱,帐号上就有了50来万,占友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生怕别人听见,轻声地对儿子说:“这么多零,我都数不过来了。”

  那年,县城房价每平方米5000元上下,占方成的存款,可以买下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那阵子,父子俩兴致勃勃地到处看房,到处找熟人询问,哪里地段好,有升值的空间。

  在白马广场呆久了,占友民跟胡姐也熟悉了,偶尔遇见,会聊上几句天,越聊越开心。胡姐那年正好60岁,丈夫19年前死于车祸,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女儿在杭州打工,儿子在县城打工。胡姐就随儿子一起生活,照顾已经上小学的孙子。

  老邻居跟占友民开玩笑:“你们挺合适的,要不一起搭伴过日子?”占友民和胡姐的脸一下全红了,说:“这可不敢啊。”

  占友民计划着买来房子之后,就给儿子找一个老婆。自己都这一把年纪了,熬熬就过去了。

  4

  2015年5月份开始,儿子时不时干呕,脸部浮肿,精神状况疲惫。情况一直不见好转,拖了4个来月,占友民有了不祥的预感,陪他一起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把父子俩吓傻了,是慢性肾炎终末期(尿毒症期),要靠腹膜透析维持生命。

  病情发展很快,腹膜透析已不足以维持生活质量,医生告诉他们,要活命就需要肾移植。

  占友民找到熟识的房东求助,说:“你帮忙打听一下,怎样才能找到肾源。救人要紧,钱是人挣的,钱也是人花的,大不了房子不买了。”

  父子俩去了浙一医院,在肾脏病中心登记了个人信息,等待匹配肾源的出现。

  走的时候,占友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硬要塞进医院肾脏病中心的一位医生手中。医生把红包还给占友民,严肃地说:“快把它收起来。”占友民央求说:“医生,你救我儿子一命吧,没有他,我也活不了。”医生叹口气说:“你放心,回去等消息,有了肾源,会立即通知你们来做手术。”

  4个月后,有了合适肾源,一位意外去世爱心人士捐出的肾脏,正好与占方成配型成功。
 


 

  作者供图 | 儿子占方成肾移植后留下的刀疤

  儿子肾移植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不过,银行帐户上,占友民当初数不过来的零没有了,他经常捏着那张存折发呆。

  胡姐几次来看父子俩,还偷偷塞给占友民300元钱。3个月后,胡姐过来跟占友民告别,说他儿子花了20多万元在城南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要搬过去居住了。占友民说:“还是你好,在城里终于有家了,有空我会来看你的。”

  胡姐走后,占友民把写有她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捏巴捏巴,扔进了垃圾桶。

  占方成重拾旧业,体力不如从前,主要从事室内装修设计。

  占友民从此不去白马广场了,那是城里人过的日子。他在一家小区物业公司找了份路面保洁的工作,每天早晨6点、上午10、下午1点和5点钟4个时间段,占友民都要对路面清扫一次,每天40元工资,一月一天不休息,能拿1200元。

  2018年夏天,占友民父子俩搬离了东门外。他们找到了城南小区住宅楼底层的一间储藏室,虽然只有20来平方米,但房租只要200元。

  跟房东告别的时候,占友民故意落在了后面,轻声对房东说:“唉,你看我们,老家的地和房子都租了卖了,已经回不去,在城里,没有房子,不像家,心里空着,不踏实。”

  占友民又用嘴呶了呶走在前面的占方成:“好在,人还在。人在,就有盼头。”

  两年之后,房东在大街上遇见了占友民。他一手拎着一只垃圾袋,一手执着火钳,在路边拣人们随意丢弃的烟头。最近当地在打造一座“烟头不落地的城市”,为了倡导这一文明新风,社区里开展了一个“拣烟头兑换洗衣粉”活动,占友民已经兑换了两包洗衣粉了。

  和所有“漂”在县城里的乡下老人一样,占友民能在人群中被一眼辨认出来,他像是误入城市的麻雀,自卑、胆怯,还有一丝丝戒备,承受难以承受的一切。

  占友民笑着说,他现在晚上替一个建筑工地看管仓库,白天就出来拣拣废品。儿子还是室内装修设计老本行,客户越来越多,身体恢复得挺好的,在银行里又有了一些存款。

  他伸出几个指头比划道:“有这个数了。”突然,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叹口气说:“县城里的房价有的都上万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城里把家安下来。

  夏日的阳光炙烤着,街面上的灰尘似乎也在蒸腾,占友民东张西望,慢慢地走远。

  *占友民、占方成、刘淑莲为化名

  撰文:卓月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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