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移民:从一线城市回流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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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7 09:05:39

  离开上海前几天,张玖逛了很多地方。路过红砖外墙的洋楼,夜里外白渡桥亮起灯光,东方明珠的倒影隐隐约约留在黄浦江面。

  她有些伤感。从2013年读研到现在,她在上海待了快7年,“这是个很好的城市”。
 


 

  张玖拍的外滩景色。

  张玖今年30岁,年前辞了职,一直到6月,她还没有得到新的offer,这意味着只出不进的银行账户只能维持她生活半年左右。

  6月底,张玖在上海租的房子到期,她没有再续租,决定回家。

  栖身之所,往往是人们私人的选择。城市里来去流动不停,疫情成为一线城市新移民们迁移的“催化剂”。

  冲击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张玖从医院的急诊出来,看到人们都戴着口罩。

  正是新冠疫情蔓延时,张玖很慌张,那段时间她身体状态不好,总是感冒发烧。好在,做了抽血化验和肺部检查之后,医生说她只是普通感冒。

  年前,张玖向公司的HR提了辞职。从医院得到诊断的第二天,她带着哑掉的喉咙,坐上了回江西老家的火车。按照原本的计划,张玖会在家过完春节,2月再回到上海找一份新工作。

  然而实际情况和计划有些出入。她投出的几百封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在家待了两个月,3月初,张玖从老家回到上海。

  她对现实状况感到不解,不懂为什么一个岗位招聘挂了好几个月没有招到人,也怀着迷惑,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选择。她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生子,过所谓稳定的生活?

  吴谊的计划也没有赶上局势的变化。

  从事旅游行业的吴谊在春节前回到河南的家中,他忙着处理客户退单,15个人去韩国的旅行团在出行前一天提出退款。那时候他还很乐观——新冠肺炎病例在国内只确诊了几百例,其中大多在武汉,国家间没有限制出入境,似乎还是可以流通的状态。

  抵不过客户要求,吴谊试图和航空公司和旅游平台协商联系,但免费退改的政策一直没有消息。

  1月下旬,他所在的旅游公司不断接到客户退订旅行行程的诉求。这家中型旅游公司主要经营私人出境游订制,对接旅行平台,去年的营销额达到1个多亿。在吴谊的记忆里,出境游的市场一直处于扩张的趋势,没有特别低迷的时期,他因此乐观地预测暑假能够恢复经营。对旅游行业和公司,他都抱有期望。

  未料疫情很快在各国蔓延。3月初复工,吴谊注意到办公室氛围的微妙。平常员工们需要每天跟客户们打电话联系,现在都冷清了下来。公司接不到订单,“处于一个混日子的阶段”。

  无论如何,吴谊没想过会走到失业这一步。公司原本有一百多人,从2月开始,逐渐有员工离职。首先是公司开除了一批接不到业务“懒散出格”的十来个员工,到5月,又有二十多人和公司协商离职,其中包括吴谊。

  到7月公司只剩下二十多人。公司引导员工签自愿离职,答应赔偿一个月工资,但在他离职当天晚上,公司在工作群里发了个文件给员工们,说暂时发不出工资,先欠着。

  吴谊的薪资一般包括五六千底薪与提成。疫情后,公司强制先发半薪(底薪一半),拖了几个月,才全部补上。离职时,公司还欠着吴谊一万多元提成。

  旅游短期内没法做了,吴谊大多数离职的同事转成了电话销售,比如线上教育的推广。吴谊也找过新工作,过了销售岗位的面试,但他不喜欢。他试图换到外贸行业,行业内的人却告诉他,外贸今年“也不太行”。

  契机

  对林雅田来说,疫情也许是生活的转机。

  她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大三那年,参加了传播学研究生考试,结果距离理想学校差那么一点。

  没考上,她也不甘心被调剂。同学们都在忙春招的时候,林雅田跑到苏州的民宿里,和来往的人聊天,遛民宿里的两只狗,偶尔投投简历。远离学校和上海,那段时间是迷茫的,林雅田逃避,下不了决心要“二战”还是找工作。后来刚好拿到广告公司的offer,就选择了工作。

  林雅田进入广告公司工作了半年。加班是常态,她见过凌晨六七点的外滩。甚至周一早上和合租的闺蜜说了再见,下次见面已经是周六——五天连续加班,凌晨回家闺蜜已经休息,早上起床也碰不到一起。

  那时候,她怀抱着好好拼搏和学习的想法,并不畏惧工作的困难。但不到三个月,带她入职的师傅离职,公司团队半年里换了五六拨人,各个项目压在她头上。除了客户的压力,林雅田还面临着内部的压力,她得带着入职的新人做项目,但那时她也刚刚开始熟悉行业。

  2019年初,她换到图书行业,做营销岗位。加班少了,重复性的工作变多。但她依然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好像要一直这样不是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工作快两年,每半年左右,林雅田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离开上海。今年,和她一起合租的闺蜜也计划回成都。

  现在,疫情让考研的愿望再次浮现,催促着她。林雅田在心里盘算,自己早一点离开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没有疫情,黎米会听父母的建议,在北京办居住证,考教师资格证,运气好也许能留在北京,成为一名中小学老师。

  她刚从北京一所语言大学毕业半年,在一家大健康医疗公司做着人力资源的工作。疫情中,公司老板发现了做防疫物资买卖的商机,带着副总和司机南下谈成了卖消毒片的生意,要求公司其他员工远程提供帮助。

  那段时间公司上下全力配合老板卖消毒片,无论是否在上班时限内,随时都可能有工作找上黎米。她感到焦虑,害怕收到老板的信息。她想起平日里工作也常常如此,夜里10点,老板催促材料的消息发来,她可能刚刚踏进家门,晚饭还没想好吃什么。

  这种焦虑有更深的来源。黎米在大学的专业是人力资源,但她并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应付不来”。她也不敢轻易提离职,不想再次面对刚毕业找工作时的压力。

  毕业前,室友有的去了上海实习,有的选择回老家二战考研,只有她没有什么规划。到最后必须得搬出学校时,黎米的爸爸来帮她搬家,商量着让她先找工作试试。压抑从投简历开始,到一面、复试、等待结果。下次再循环时,她会更紧张。

  黎米一边转发求签微博,一边在心里问自己“这次到底能不能成呢?”她觉得自己在被一步步拖着走。

  毕业一个月后,黎米找到这份还算满意的工作。前三个月试用期工资打八折,一个月4800元,扣完社保公积金,到手剩下4000块出头。那时,黎米住在门头沟1900元一个月的房子里,攒不下钱。

  工作之余,她听从父母的建议,准备着教师资格证考试。然而由于疫情,原定今年3月的考试被取消。

  困在家里不能出门,黎米开了网络直播,隔着屏幕和各地网友聊天。一开始,黎米只是玩玩,没想到直播带来了收益,最多的一个月,她挣了四万块。黎米逐渐喜欢上这种方式,并且在直播中,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离开

  有些选择是偶然发生的。

  2月初复工后,黎米直播常常被老板的催促打断,手机一提醒,她的状态就没了。黎米不知道如何协调,男朋友则鼓励她做喜欢的事。3月初,黎米提了离职,准备和男朋友一起到他的湖南老家玩一玩,散散心。

  生活的舒适从实现榴莲自由开始。在北京时,黎米基本没有主动买过榴莲,舍不得买,也担心放在冰箱里影响合租的室友。

  湖南的小县城里,气候湿润,物价低,熟悉的人在身边。黎米发现,除了在北京生活,她也有别的选择。她不准备回北京了。

  有时,她也怀念北京。学生时代,和朋友一起在期末跑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票价很便宜,10块20块,偶尔还能碰上导演映后交流会。

  “但在南方才有生活”。黎米学了车,拿到了驾照,想着过段时间也许和男友开车去贵州,做点小生意,也许继续做直播,甚至想到考研。有人陪伴,黎米感到安心,如何生活,一切都看自己。

  吴谊也决定回河南老家。对他来说,做出离开的决定并不难。

  从长春某所大学翻译专业毕业后,吴谊从东北转到长江中下游。先是在苏州,2017年10月到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再进入旅游行业。吴谊原本计划在上海待两年,再到二线城市定居,离开上海是能预想的安排,只不过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

  5月10日吴谊离职。离开上海前,他和朋友们约着吃饭道别,把两袋子生活用品送给了朋友。他路过田子坊,临街的店铺都纷纷关门,贴着清仓的通告。吴谊有些惊讶,又有些安慰: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如此。

  他释然,“以后有人问起怎么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就说是疫情影响,大家还会理解。”

  吴谊持续关注着与公司的维权进展,一边开始计划考公务员,对这份从前“不屑”的工作,吴谊有了新想法,“可以试试看,有可能跟想象中不一样。”

  黄浦江另一侧,张玖有更多拉扯。毕业快7年,张玖做过两份工作,上一份是在一家经营农业产品的公司做市场沟通。2018年,她被调到北京工作了一年。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这几年,她心里总是有这样一个矛盾:漂着还是回家?

  今年的疫情让张玖意识到,“可能在逼我做选择了。”

  她说不清这种念头产生的具体原因。刚工作那会儿,张玖觉得“很梦幻”,虽然工资不高,但遇到的人都很有意思,领导和同事都思维灵活,能有许多创想。那时,她百分之八九十的高中同学们都回家做了公务员或者老师。
 


 

  张玖在浦东张江上班,下班路上的夕阳。

  那种安安稳稳的生活,放在以前,张玖瞧不上,现在想想,也挺好的。在外滩走着走着,城市这么繁华,她发现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

  跟朋友们吃饭告别时,遗憾堵在张玖心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她可能会在上海待更久,能够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但她转念,把所有原因归结给疫情,其实也不太公平。

  这次求职,张玖也接到过面试通知,但有两个心仪的岗位都“挂”在了第三轮,她有些“崩了”,挫败和焦虑缠绕住她,为什么明明工作经验多了,求职好像更难了?她曾把疑问抛给面试官,面试官回答,“没有化学反应。”思量再三,张玖得出结论,“我的简历太boring(无聊)了,引不起招聘官的兴趣。”

  月末的一个周日,张玖坐高铁回到了江西。回家后,她每天看书,上三小时的培训课。她报了事业单位考试的培训班,准备考试。那些未完成的遗憾,随着距离的拉开,好像也逐渐模糊了。

  刚从上海回家第二周,她曾收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又跑了一趟上海,但结果依然不尽人意。

  2月底,林雅田提出辞职,图书公司的女领导说她太冲动,劝她别走,“上海机会更多”。一来一回之间,林雅田也动摇过。但她终于下定决心,在4月正式离职,“有些事犹豫太久的话,就不会去做了。”

  离开没有明显的节点和情绪,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晴天。

  为了带上一年前某天下班在地铁站捡到的小猫,林雅田叫了顺风车回郑州。巧合的是,司机正好走了她平时上班的那条路。林雅田注意到路边的小公园,记忆中公园的银杏树会在秋天变成金色。她一直都想去那逛一逛,但从没有在上下班的半途下车逛过。

  到郑州两三天后,北方干燥的气候让林雅田脸上开始掉皮。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上海了。

  她想,疫情是导火索,现在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她列好了要看的书目,搭一搭考研基础的理论框架。“我现在做了新的决定,虽然可能会很辛苦,但实实在在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澎湃新闻网实习生 何沛芸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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