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年轻人,被“编制”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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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4 12:33:46

  人总是被困住的。

  白领被格子间困住,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工人被流水线困住⋯⋯

  那些毕业后回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被“编制”困住。

  在那里,“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被困的现实,但就像是笼中鸟一样,对飞出去后的人生,充满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许佳觉得累,从毕业后开始考工作到现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终于考上了带“编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终于”二字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却是第一次成功。

  许佳现在在云南一个边境小县城体制内工作,谈不上理想和喜欢,但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围人认可的。为此,许佳付出了两年多时间。
 


 

  回想这段经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辗转过很多个难眠的夜晚,经历过无数个否定、怀疑自己的瞬间。不过似乎很多事情有了结果后,过程的艰难时刻就没那么清晰了。

  在许佳最初关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中,回家考“编制”是很靠后的选择,排在最前的是继续求学。但到了大三要开始选择人生下一阶段的路径时,父母的意见涌来了,“家里说我年纪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许佳的父母一辈子做小生意,自觉那种生活又累又没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儿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许佳高三复读了一年,这事她很少对人提起,“年纪大”这一点的确戳中了她,她也开始觉得如果再读三年书,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当时家里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妹妹又即将读大学,需要钱。考虑到这些,许佳顺应了父母的希望。

  想好后,许佳一心扑到了考“编制”上。大三一结束,她就回家报了“国考”辅导班。学费很贵,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来她大四第一学期仍是有课的,但为了考工作,她请了长假。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进了考场。

  “多少分不记得了,反正是没考上。”许佳告诉我,国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场考试,但依旧失败了,这次败在了面试。

  接下来她碰到了一个觉得是为自己定制的机会,当地很多年不招她那个专业的烟草集团今年突然有指标了。列出的职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当时,考进烟草集团成了许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标,因为那是出了名的好单位。

  笔试后,她顺利进面,面试又失败了。出结果后,许佳查了自己的总评成绩,离录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这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差。

  许佳觉得当初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压力的巨石,一块块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振作回来。”她说,她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经这么努力啦,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都没有成功,那我后面是不是都不会再成功了?”她问自己。

  但她没有停止考试。在深度怀疑自己和“萎靡”的状态下,许佳还是参加了当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业单位考试。

  悉数落榜。

  求职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应届生,这个多少带点优势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后,父母总是几天吃不下饭。尽管没有直接的责怪,但总会喃喃地重复“怎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许佳说,最难过的时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无奈。

  之后,许佳去妈妈做生意的城市缓了两个月。感到状态好转后,她又报了辅导班开始准备第二次“国考”。一切又重新开始。那段日子,许佳的一天,除了短暂的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全被上培训课、刷真题、背知识点填满。
 


 

  街上随处可见的考公培训广告

  但许佳依然败考了,之后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点。到这一步,父母已经有了“认命”的表现,开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亲做小生意的地方“见习”了一个月。

  但许佳是幸运的,她之后接到了国考补录的通知。最后,离家3小时车程的一个边境县城政府单位录用了她。

  回想过去的两年,“把它(编制)当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许佳说。

  在琐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悦,没在许佳的生活中持续太久。没有周末、纪律森严、无意义的工作琐事,使她感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没有想过诸如“存在”的意义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但她觉得工作后“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上班。那个被人们频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丢失了。

  这样想的不止许佳。阿Q也觉得挤破头进入体制内后,那个之前她玩乐队时被高高举起过的“自我”也不见了。她特意嘱咐我将她称作“阿Q”,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欺欺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试图自救”。

  阿Q自己也没想到,在学校里玩摇滚乐队的她,毕业后会跟大家一起挤着进到体制内。

  阿Q目前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的中学当老师,跟许佳一样,这份工作也是她奋力“考”来的。只是她没有经历七八次的“历练”。“去上海做音乐、在商场打拼”是她曾设想并想要过的生活。音乐是出于热爱,在商场打拼是因为她家是生意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饰品买卖的。

  但父母不愿意,他们只觉得进入体制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归宿。“不想听唠叨”,阿Q选择放弃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个字,但她对工作现状的吐槽字数是这个理由的十倍。

  阿Q不讨厌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真正能放在教书备课的时间精力不超百分之十”,阿Q说,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按照平日需要操心的事情,把自己的身份称为是“保姆、爹妈、宿管和填表员”。因为除了教师外,她还是高一的班主任。

  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学生宿舍宿管反映上来的诸多琐事。比如,衣服没有按长短先后的顺序整齐晾挂、鞋子没有按拖鞋在右边和鞋子从高到低的顺序摆放、被子叠得不整齐且没有露出八个面等。

  此外,教室卫生每日三检,检查门框、窗户框和黑板缝。教室和宿舍垃圾桶内不能有垃圾。学生不合格,班主任考核扣分。扣分意味着扣工资。

  阿Q是个直爽的人,表达情绪时很直接,不高兴就会说出来,有时带脏字。但工作后,她觉得她失去了这种自由。不满和负面情绪得藏着,开心跟和气得装着。她有次在朋友圈吐槽过连续开会的事情,文字中用了一些看似骂人但实际戏谑的网络吐槽梗。然后她迎来了通报批评,因为有同事打了小报告,说她那些话映射校领导。

  因为玩音乐,阿Q之前有自己的圈子。但现在因为工作,阿Q经常放他们的鸽子,她几乎被踢出“群聊”。阿Q说,以前玩摇滚是为了追求本我的自由,“但是现在很难吧,更何况在体制内”。

  叶雨也有着跟阿Q同样的自我丢失感。她在重庆一个县城做公务员,她原以为小县城生活压力小,生活会稳定且舒适。然而,回想工作这两年,一点一点累积的压力像一座山压在心头,她渐渐明白,“生活从来都是一地鸡毛,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叶雨回家工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大四第一学期,父亲意外离世,彻底打乱了叶雨全部的人生规划。她收起想去大城市打拼的心,一心回家顶上父亲的位置。

  叶雨不是个会主动讨好的人,但刚毕业的她对工作充满热情,“虽然不太会说话,但想努力工作,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可叶雨这种温和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她带来的不是什么另眼相看,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单位所有的材料都推给我写,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堆积如山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工作便签,没完没了的工作应酬,回家的时间从8点9点,慢慢变成11点12点。”叶雨说。

  而家人和朋友认为,工作多是领导器重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她得到来自家人和朋友最多的宽慰是“年轻人就要多干一点”。有次她们连加了半个月的班赶一份试点方案,但看似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她们两三个年轻人在做。最后,做到凌晨4点发过去的终稿在第二天睡醒时被打了回来,那一刻,叶雨没忍住,崩溃了。

  那段时间,母亲还没有从镇里搬来县城。叶雨一个人住在他们一家人咬牙买下的二手房里,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每次加完班回家已是深夜,迎接一身疲惫的是一屋子的冷清。“回到家孤零零的一个人,工作上的烦恼没人诉说,很多时候只能捂着被子哭。就是这样,我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一点点被磨光。”叶雨说。

  积蓄、婚姻和未来

  在很多一线城市的故事里,小县城是逃离北上广的人的退路,因为那里消费低、生活节奏慢还能存下钱。

  但叶雨并不这么认为。

  “工作两年来,我并没有什么积蓄。”叶雨说,到手4000多元的工资,一月下来根本存不下多少。我们印象中,县城是物价低廉的象征,但叶雨所在的县城,一份外卖平均20元,其中配送费5元。这已经跟一些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跟朋友同事聚餐,每次也多是六七十元。而且叶雨家所在的县城,宵夜氛围浓厚,凌晨一两点的大排档仍然是人头攒动。一顿宵夜下来一般不少于200元,这种邀约一周不少于三四次,一次两次可以拒绝,多了也难为情。
 


 

  贾樟柯电影里的小镇街景

  但最让她们难以接受的是当地的房价。叶雨自己也不知道,一个十八线的县城,房价凭什么能涨到均价8000元的地步。看着年年上涨的房价和基本不涨的工资,叶雨觉得对这个虽然居住但并不太熟悉的县城,又少了一份归属感。

  阿Q也觉得自己所在的县级市房价太高。她每个月到手工资3000多元,但房价也已到了8000元的均价。叶雨说自己每个月最多存下1000多元,但阿Q有时还处于负债状态。她爱“玩”,看音乐演出、喝酒、旅行、买买买是她放松的方式。或许别人觉得这是乱花钱,但阿Q认为这是她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让她开心。

  以前她靠自己做点微商生意,但成为教师后,“没时间”已经宣告了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死刑”。而这似乎又在问她那个被很多人问过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进入体制内呢?”无法回答。

  离家近,催婚也催得紧。这不止来自父母,还有身边几乎所有的人。叶雨把这描述为:“在小县城,处处充满了对单身女孩子的恶意。”

  刚工作,就有同事竞相给叶雨介绍对象,并反复给她“洗脑”女孩的黄金年龄是25岁,过了这个年纪就不好找了。“尤其在体制内,优秀的单身女孩越来越多,优秀的男生却是越来越少。”她单位有个28岁的同事工作了5年还没有谈恋爱,每天都为感情焦虑,担心自己结不了婚。

  马永清虽然跟女朋友谈了很久的恋爱,但他也像叶雨的同事一样担心结不了婚。他毕业后考进了家乡县级市的一所医院做行政工作,算是实现了家人和自己的愿望。但持续了好几年且一心想走向婚姻的恋情因为工作出现了变故。马永清女朋友与他同乡同校,但毕业后没有像马永清一样顺利考上有编制的工作,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个,马永清家里开始觉得这份感情不匹配了。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里,到了马永清这个年纪,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家人希望他赶紧再开始新的感情并尽快结婚。他也有些摇摆,也在意对方是否有个稳定的工作。他无法确定女朋友何时能考上工作或能不能考上工作,也无法确定他自己是否还等得起。现在,这份感情让他有些痛苦。

  在县城,有编制的工作的确是最好的“归宿”。这一点,许佳、阿Q和叶雨她们也承认。但生活本身就像是座围城,别人在羡慕自己进入体制内的时候,自己却又想象着城外的生活。而这也让许佳她们对未来既爱又惧。爱“所有人”公认的体制内工作能带来的几十年后的安稳和舒适,又惧这份工作当下的琐碎和压抑。
 


 

  人们公认体制内的工作能带来安稳和舒适

  许佳没有想太多以后的种种,只想做好当下分内的事情。阿Q依然怀念以往的自由生活,但她知道现在的自己不可能说走就走。她现在是高一的班主任,不管以后打算去哪里,“最起码也要把这一届带出去”。马永清觉得现在的生活像一团乱麻,没有力气想未来。就算感情的问题解决,紧接着的就是最让人恐惧的买房问题。这两者相比,他更愿意慢点解开感情的乱麻,就像是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

  叶雨有过离开的想法,但也只是离开工作单位而非体制。

  “有时候走在路上,看着灰暗的天空,愤怒,焦虑,忧郁,沮丧,颓废,种种情绪不可避免,我经常会想,离开这里会不会好过一点?今年9月,我试着考了一下市里的遴选考试,没有进面。明年,我还想试试,想看看离开这里,我的选择会更多吗?我的空间会更大吗?我的呼吸会更自由畅快吗?”叶雨问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 | 何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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